一场无与伦比的盛宴终于到了曲终人散的时刻，交织着兴奋、不舍和回味，享受着全世界关注的目光，北京奥运会的圣火缓缓熄灭，中国人的奥运记忆永远定格在了那一刻。告别终不可免，但一个时代的结束，却也往往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亚洲的先进者，日本、韩国，概莫能外。
1、亚洲强国的悲情过去
奥运前的日本
从战争中恢复过来的日本
虽然日本经济在战后很快恢复起来，然而当时在很多外国人的眼中，日本还是一片废墟，日本制造也往往与“低价劣质”的印象联系在一起。索尼的盛田昭夫在1950年代访问德国时，一个服务员就曾指着饮料上的小阳伞对他说：“我知道日本。这个小玩意就是你们生产的。”
不仅如此，日本国民心中普遍弥漫着战败的迷茫与失落感。如何让国家和国民走出历史的困境，是一个艰难的命题。
日本政府强烈地意识到，必须改变国外的成见，提升国民的士气。而举办奥运会就是他们选择的宣言方式。
事实上，东京早在1936年就曾被选为1940年第12届奥运会会址，然而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扩张政策致使这届奥运会流产。二战后，日本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一度被国际奥委会排除在奥林匹克运动之外。1952年5月，东京正式宣布申办1960年的第17届奥运会，不过在6月的最后竞标中败于罗马。当年10月，东京又宣布继续申办1964年奥运会。
公害最严重的国家
明治以后，日本经历了多次路线修正，效仿英、法实行文明开化，效仿普鲁士实现富国强兵，效仿德意志、意大利走上法西斯主义，最后效仿美国实现了民主主义。
明治以后到1960年代之间的日本，总是处于森鸥外所说的“建造中”的状态。“建造”是为了什么？当然是为了日本能够追赶上欧美，实现近代化。
所谓“建造中”，是指日本处于近代化过程之中。明治以后的日本，其仿效的对象、欲实现的近代理想的类型虽然一直在变，时而英、法，时而普鲁士，时而德意志、意大利，时而美国，但是自始至终没有放弃近代化的道路。
若要简略阐述日本一贯奉行的近代化之路，可以说对外表现为从亚洲向欧美的过渡，对内表现为从农村向城市的过渡。具体地说，日本的近代化，由于采取了仿效并追赶近代化的先驱者欧美国家这一方式，因而拥有了资本主义化、中央集权化、城市化、工业化、合理主义化、欧美化等多个方面。
但是，196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让这种近代化走进了死胡同。经济高速增长是近代的最后阶段，此时的日本已经与欧美齐头并进了，对日本而言，欧美诸国已经失去了作为理想型的意义。
能够诠释这一变化的最好例子就是公害问题。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仅用七八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欧美二三百年走过的历程，建立了欧美类型的资本主义和工业。正因为如此，其公害带来的恶劣影响也呈加速度凸显出来。1960年代后半期出现的水俣病、“疼痛病”、琵琶湖污染、骏河湾污泥——其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说明日本是公害最严重的国家。
从1968年到1969年，我在船桥工厂总务科工作，工作之一就是研究公害对策。具体来说就是在合乎法律、经营方针的前提下，在技术允许的范围内处理制造过程中排出的有毒物质。有一次，我曾询问有技术合作关系的美国企业，他们是怎样进行公害处理的。得到的答复是：我们公司设在沙漠边上，对排烟和排水未作任何处理。
听了这个回答，我心想，国土辽阔的国家真好。但同时又不得不承认在公害治理方面，日本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这就意味着在解决公害问题方面把欧美当作模范来学习的做法是行不通的，日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这个问题。
不遗余力的城市变迁
东京都厅对于东京奥运会的经费约1兆日元，其中百分之九十都用在了交通建设方面。对此，曾经在东京奥组负责任场馆、交通建设计划的加藤隆先生给出的解释是：“和如今北京奥运会的相关建设不同，东京奥运会的比赛场馆千驮谷国立竞技场、明治神宫外苑体育馆，代代木体育场等几乎都是东京已有的体育场馆设施，只是做了相关的整修和扩建，武道馆虽然是新建的，但那是民间设施，政府并没有出钱。”千驮谷国立竞技场是为1958年第三届亚运会建成的，扩建后可容纳观众71000人，是当时亚洲最大的体育场。
相对于场馆建设而言，道路交通建设才是东京奥运会前建设的重头戏，当时建设而成的东京交通设施，也成为了日后东京飞速发展的基础。《东京百年史》中有这样一段话：“东京的执政者明白，东京奥运会是东京起死回生的机会，东京奥运会的相关建设是东京发展的根源。”
上世纪50年代的东京正处于百废待兴的阶段，1956年日本政府出台了东京交通整备计划，这份计划包括了东京市内交通、地下交通以及东京与大阪、神户、千叶地区等交通连接等各个方面。“当时东京各个方面都需要建设，但是不可能一起开始，1959年东京获得奥运会的举办权后，政府决定把跟奥运会相关的交通建设提前进行，其他工程都暂缓开始。”加藤隆介绍说。
1959年4月，连接东京和新大阪的东京新海道新干线开工，并于东京奥运会开幕之前正式运营，这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快的电车，时速达到每小时256公里。
与此同时，东京都厅将羽田机场迁离了市中心，并修建了从羽田机场到奥运村的全程28公里的高速公路，而原有的环状7号线、山手大街、国道246号线，这些连接主要场馆之间的道路全都扩建成了能够让四辆车并行的街道。此外，都营浅草线、丸内线、日比谷线也都是在这一阶段开通并且运营的。这个时期，东京奥组委内部负责交通建设方面的工作人员也从原来加藤隆一个人逐渐增加到了三十多人。
不过，和北京市政府一再出台政策控制房价不同，东京都厅对于地价没有采取任何控制政策。
“一方面没有出现通货膨胀，当时是日本战后的第一次经济高速成长期，这种增长属于比较正常的现象，另外一方面，和其他国家不同，日本的建设业是国家的主要产业之一，日本的建设从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0%，这是任何国家都没有的高比率，建设业的发展对经济的影响很大。”
奥运前的韩国
城市脏乱
汉城原来的面貌是：奥运赛场周围的70多个企业不断排出大量灰尘，汉城市内还有2000多家以煤为燃料的浴池。当年的汉城烟雾弥漫，夜间不见星光。举办帆船比赛的水营湾是附近129.3余万居民的粪便及污水处理的下水口，也是235个企业的大型排水口，臭气熏天。但在筹办过程中，汉城不仅兴建了大批体育设施，重点扩建和改善了交通和通讯条件。更为突出的是，完成了全城市绿化的目标，开发了供民众休闲娱乐的功能。同时还在减轻空气污染方面做出巨大努力，自1981年起在汉城供应低度硫磺油，然后扩展到整个韩国。
韩国政府不顾背负高额外债的压力，拨款9亿美元资助奥运会的筹备工作，将其中的45%用于美化市容。
政治局势混乱
在汉城即将举办体育盛会之际，韩国的局势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在内部，韩国反对派不依不饶地进行抗争。时任总统全斗焕发出的"奥运政治休战"倡议，遭到在野党的断然拒绝。以著名人士金大中、金泳三为首的在野团体发起的"1000万人改宪签名运动"，要求修改宪法，实现总统直接选举。
双方水火不容，在1987年6月中下旬爆发了规模巨大和冲突激烈的斗争。在外部，韩国面临着国际上抵制乃至取消汉城奥运会的压力。由于韩国政局的动荡，国际上一些体育界名人建议易地办会。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力排众议，坚持这届奥运会在韩国举行，同时向韩国当局施加压力，要求改善韩国的政治局势和国际形象，并警告说如果韩国的政局继续恶化，将取消韩国的奥运主办权。
甚至作为韩国军政权靠山的美国，也发出了严重的警告。1987年6月27日美国参议院以74对0票，1987年7月1日美国众议院以421对0票，两院一致通过了《促进韩国民主化决议案》。
内部反对派的斗争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使得韩国奥运会能否照常举办出现危机。如果汉城奥运会主办权因此丧失，对韩国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作为当权者不仅颜面尽失，而且要承担历史的骂名。这是打着民族主义旗帜的军人政权所难以接受的。
国际地位低下
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中国组组长李平馥，至今清晰地记得20年前他在德国通过电视收看了汉城奥运会开幕式盛况。"这就是你的祖国--韩国？"身边的德国朋友惊讶地问道。李平馥对我们回忆道:"长久以来，韩国用输出劳工的形式来偿还西德的贷款，因此在德国人的脑海中，韩国一直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而汉城奥运会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印象，这令我内心深深感动，在海外也倍感自豪。"
2、经济大国崛起的坐标
1964东京：日本融入世界的跳板
东京奥运会是日本的一个转折点，之前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仅仅来源于报纸和书本，而奥运会提供了很多与外国人直接交流的机会。“东京2016年奥申委的主席兼CEO河野一郎说。
站在东京市区西南部的国立竞技场(National Stadium)最高一层的过道之上，眼前所面对的这个体育场显得巨大、空旷。在7万多个座位的衬托之下，主火炬台显得是那么的渺小。黑色的主火炬是特地铸造而成的，古朴而简洁，于夕阳的照射下，留下一条孤影。
1964年10月10日，东京奥运会的圣火就在这里点燃。从国立竞技场出来，换乘数站地铁之后，即可到达2公里之外的代代木体育馆(Yoyogi Gymnasium)。代代木体育馆看起来好像是用两轮月牙拼接而成，充满了柔性的线条美，不愧是东京奥运会中最有特色的建筑，她也为丹下健三(Kenzo Tange)赢来了“日本当代建筑界第一人”的美誉。
在代代木体育馆西面，就是日本放送协会(NHK)的总部。它也是1964年奥运会的国际转播中心，当年的电视转播信号由NHK负责制作。
在转播技术方面，NHK在1964年取得巨大突破。东京奥运会上，包括开闭幕式在内20%的赛事转播使用了彩色信号。NHK还首次通过卫星信号传输，实现了洲际间的电视直播。
体育比赛的历史也由此改变，真正的全球性赛事开始出现，卫星直播也将运动明星推上了全球舞台。
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被人们赋予了太多的象征意义。
这是奥运会第一次在亚洲举办，这也是日本战后第一次举办大规模国际盛会。新干线、彩电、卫星直播 … … 这一系列新事物的问世都与奥运密不可分，它们改变了日本人的生活。而当深究这一时期日本的经济起飞、日本企业的国际化、日本城市的变化之时，奥运会的痕迹始终依稀可见。
1960年代的日本
在成田机场开往东京市区的地铁车厢内，东京申办2016年奥运会的广告招贴画已经占据了显要位置。相对那场已经逝去半个世纪的奥运会，现在的日本人更加关注在未来的某一年把奥运会再次带回东京。但也正因为那场奥运会给日本经济和日本人带来的巨大改变，让现在的人更加有信心投入未来的“奥运争夺”。
要看清楚东京奥运会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就不得不回溯那段时期内国际上的风云变幻，以及日本国内的形势变化。
1951年，美国结束对日本的占领期，恢复了国家主权。在此之后，日本开始通过一系列措施，谋求经济和政治上的国际地位。1952年，日本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会员国。3年之后，日本又加入了关贸总协定。
虽然日本经济在战后很快恢复起来，然而当时在很多外国人的眼中，日本还是战后的一片废墟，日本制造也往往与“价格低、质量差”的印象联系在一起。
索尼的盛田昭夫在1950年代访问德国杜塞尔多夫所经历的“一件小事”后来成为当时西方对于日本“普遍看法”的典型。这位32岁的年轻人，刚刚代表索尼去美国与西部电器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内心依旧还在被那个“沸腾的美国”所震撼着，在他自己的国家里，“庞大的轿车、宽阔的道路、遥远的距离以及直冲云天的建筑”似乎还只是一个未来的梦想。到了同样是战后重建的德国，看过西门子、大众、奔驰这些令德国人骄傲的公司之后，他并没有恢复自信。这时候，一位餐厅的服务员指着饮料上的小阳伞对他说:“我知道日本，这个小玩意就是你们生产的。”
当时，日本强烈地意识到，必须改变国外的成见，而举办奥运会就是最好的宣言。
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国际局势激荡的年代，更是一个变革的年代。在日本筹办1964年东京奥运会期间，发生了一系列对全球格局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的事件。
1961年8月13日，前民主德国封闭了东西柏林间的边界，柏林墙开始拔地而起；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爆发，人类离核战争的距离从未如此之近；1963年11月23日(东京时间)，为了测试东京奥运会的卫星直播计划，NHK进行了与美国之间的首次卫星电视信号直播。
曾经为NHK转播东京奥运会的杉山茂和他的同事们挤在NHK的办公室内，打算见证这个历史时刻。然而传送过来的电视信号却让他们大吃一惊 —— 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之际，日本抓住了机会 —— 在举办东京奥运会的这一年，日本还加入了经济合作组织。
这一年，对内推行经济高速增长政策、对外推行经济外交和亲美外交路线的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在年初展望新的一年时，说道:“终于，日本正在进入一个成为真正开放的经济系统的变革时期。当日本经济适应了新的国际环境之后，确保未来经济的稳步成长最为重要的步骤是能够取得长期的贸易平衡。”
奥运前后的经济起飞
竹田恒和，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召开的时候还是个高中生，如今担任日本奥委会主席兼东京2016年奥申委副总裁，他清晰地记得奥运前后日本经济的变化:“东京奥运会之前，拥有电视机的家庭很少。而在奥运会之后，所有人都想要买电视机，而且他们也开始能够承受电视机的价格，人们的收入在那段时间内增长了很多。”
回头看日本的经济发展轨迹，确凿的数据显示出1964年东京奥运会开启了日本二战后最大的经济增长期。从1965年到1970年，日本经济持续增长57个月，这一时期被称为“伊扎那岐景气”(Izanagi Boom)，在这段时间内，日本经济整体增长122.8%，工资上涨幅度达到了114.8%.经过东京奥运之后两年的“后奥运疲软期”，在1967年~1970年间，日本GDP又开始显示出惊人的爆发力，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7%。
1952年，东京曾申办1960年奥运会，未获成功。1956年东京再次申奥，到1964年东京奥运会成功举办，日本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日本经济企划厅的统计数据表明，在1955年到1965年之间，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阶段，产业结构也开始转变。日本第一产业在1955年占GDP产值的17.3%，这一比例在1965年降低为9.8%.在此期间，第二产业占GDP的比例，则由20.9%上升到31.4%.以工业为主导的第二产业，在日本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这也导致了就业结构的变化，农业人口开始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日本制造”初具雏形。
日本的重化工业在这一时期发展迅猛。1955年，日本的石油化工业几乎从零开始，然而在1970年生产规模就达到世界第二位，仅乙烯年产量就达到395万吨。1955年日本粗钢产量仅为941万吨，而1965年粗钢产量已经超过4116万吨，仅次于当时的美国和苏联。
1959年5月，东京正式获得1964年奥运会举办权。在一年之后，池田首相就提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希望在10年后实现人均国民收入翻倍，达到20.8万日元。
随着经济的增长，日本的消费结构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日本银行调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53年，日本的恩格尔系数高达55.9%，远远高于欧美国家(恩格尔系数是指饮食费在家庭最终消费中所占的比重，恩格尔系数越低，表明生活水平越高)。
到1963年，日本的恩格尔系数已经降低为39.3%，虽然离美国的23.4%还有很大差距，但已经非常接近于英德法三国的数值。
在东京奥运会举办的这一年，日本的收音机产量达到2437万台，位居世界第一。东京奥运会也刺激了电视机产业在日本的发展，根据日本银行调查统计局的数据，在东京奥运会举办10年之后，日本电视机产量达到世界第一，1974年1340.6万台的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24.9%.“越来越多的家用电器开始进入到普通日本人的生活之中。”在杉山茂看来，这是东京奥运会前后日本经济起飞的一个缩影。
奥运跳板
日本经济的起飞，除了战后美国的帮助、政府政策的有效性，其中很大一部分驱动力来自于一大批日本企业的崛起，从1950年代起，这些企业开始陆续从本土市场走向全球舞台，开始漫漫的国际化征程。东京奥运会在一些日后成为全球行业巨头的日本企业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忽视的一笔。
“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是精工品牌走向全球的跳板。”指着刚从精工企业博物馆里借出来的那个石英钟，精工钟表公司东亚区市场总监梅本宏彦特意强调精工与奥运的历史渊源。
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这只是一个略显笨重的普通座钟。在它那四方的金属外壳上铭刻的“Seiko Crystal chronometer”，却显示了它的真实身份 —— 世界上第一代便携式石英钟。
Crystal chronometer是精工专门为1964年东京奥运会而开发的，它为那届奥运会的马拉松、竞走、现代五项、公路自行车等项目提供了精确的计时服务。精工控股公司的Masato Nakaoda总监说:“从这个意义上看，奥运会不仅帮助精工的品牌走向世界，还直接推动了精工在石英计时器技术领域的发展。”
而这两点，正是推动精工从一个寂寂无名的日本小企业，发展成为全球制表业巨头的关键因素。
东京奥运会的召开让世界看到了另外一个与过去想象中截然不同的日本。在全球对日本印象改变的同时，日本企业的全球化正在逐渐深入。
那一年，富士胶卷在日后成为众多日本企业聚集地的德国杜塞尔多夫成立了办公室。同年，索尼的录像机被引进到美国的航线上，为了每周为这些航线提供新的录像带，索尼特意在纽约的郊区建立了一个录像带复制工厂。尽管后来发现那些生平第一次见到录像带的飞行旅客们对待这个新兴事物的方式并不友好，常常将之与饮料放在一起，原本预计一盘至少可以使用40次的录像带常常提前寿终，但这次贴近最终消费者的商业尝试让原本认为录像机只能卖给电视台的索尼，决定开发出能够进入家庭的录像机。在这之后，索尼开发的一系列具有革新性质的产品 —— 1968年推出特丽珑彩色电视机，1975年推出家用Betamax录像机，1985年推出Walkman随身听 … … 使之成为真正的“世界级玩家”。1984年，63岁的盛田昭夫出版自传《日本制造》，让全球对“日本制造”刮目相看。
奥运会到底能为这些企业的发展带来多大的效用，也许无法用一个准确的衡量标准去测算。奥运会也只是一个契机，一个企业的持续发展，来自于更多方面的推动力。
让日本人睁开双眼
“我觉得奥运会是日本的一个转折点，日本经济就是在那个时段开始起飞的，新干线的开通就是最明显的一个标志。” 东京2016年奥申委的主席兼CEO河野一郎(Ichiro Kono)这样评价那场东京奥运会。
“新干线的开通，让我感觉到日本变小了。”杉山茂亲身体会城市之间的变化。“东海道新干线”从开通之日起，每天运送旅客就超过6万人次，在随后的10年之间，它的运力上升至每天34万人次。东京与大阪两个经济中心之间的联系，也随之变得更加紧密，这为区域经济产生辐射效应奠定了硬件设施。
不过河野一郎还是认为，东京奥运会对于日本的最大意义并不在于对经济的促进，而在于帮助日本人与全世界进行了沟通，去了解世界各国的文化。
他多次强调，东京奥运会是日本的一个转折点，之前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仅仅来源于报纸和书本，而奥运会提供了很多与外国人直接交流的机会。
“1964年的奥运会让日本人睁开双眼去看世界！”
的确，大量国外游客的到来，让日本人开始睁开双眼，融入世界；而卫星直播时代的到来，也让全球各国的很多人从电视屏幕上惊奇地发现，日本不再是他们印象中那个一片废墟的战败国。
如今，走过那些曾经记录辉煌历史的奥运场馆，已经全然不见当年的热闹景象，甚至显得格外冷清寥落，前往这些场馆锻炼的人寥寥无几，因为现在的人们更愿意光顾那些后来建起的更现代的体育场馆。NHK总部与代代木体育馆之间的小路上，甚至被一个剧组选来拍摄外景，而不用担心路人的干扰。
其中一些奥运场馆，已经成为历史的尘埃 —— 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奥运村就在代代木体育馆旁边，不过今天它已经不见踪影，原址被开发成了一个完整的公园。虽然尘埃留在了过去，但1964年东京奥运会留给日本的一大笔“无形的财富”将被长久地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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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的2016愿景:举办“有史以来最紧凑的奥运会”
2008年6月4日，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在雅典举行的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上正式宣布美国的芝加哥、日本的东京、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和西班牙的马德里成为申办2016年奥林匹克夏季运动会的候选城市。这让东京有可能成为第一个举办两届奥运会的亚洲城市，早在两年前，东京申办方提出了2016年奥运会的申办概念:1、有史以来最紧凑的奥运会通过充分利用只有东京才能提供的集中和综合设施，举办有史以来最紧凑最集中的奥运会。
* 28个竞赛项目中的26个项目都在市中心10公里范围内的场馆举行* 从奥运村到比赛场地只需要20分钟主体场馆:中央区晴海地区奥运村:江东区中有明北填拓地媒体中心:筑地市场搬迁后腾出的空地
2、充分利用尖端技术的奥运会奥运会将充分展示日本最受关注的科学技术的精华，例如它无所不在的技术和机器人技术。* 集结信息技术专家的智慧，有效利用各种对策* 安全对策、反恐对策等
3、优先考虑环境的奥运会奥运会对环境的负荷将被减少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东京奥运会环境指导方针”的制定* “Carbon-minus奥运会”
* 有效利用再生可能的能源* 最新环保型友好交通工具* 开发海之森林公园和水边地区，将东京建成“绿色与水的都市”
4、充满着日本人的热情和日本文化的奥运会通过展示日本人独特的热情和东京所培育的关照他人的传统“江户”礼节，把友好热情传递给每一位来客。
* 确保奥运村具备世界最高水平的舒适度* 在烹饪文化、口味方面提供最高的质量和满意度
5、极大地推进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并将有形或无形的财产传递给下一代的奥运会让奥林匹克精神渗透到都市的发展和体育运动的振兴之中，确保它为下一代所继承。
东京奥运会成就日本黄金时代
举办奥运会将带来的巨大经济推动力，已为世界各国所共识。
《竞争力》杂志指出，日本是亚洲第一个主办奥运会的国家。作为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的日本，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已完成了“经济起飞”的第一阶段，迫切需要一个机会向世界重塑日本国形象、提高国家尊严、振奋民族精神，1964年第18届东京奥运会就成了实现这一目的的舞台。
日本政府把举办奥运会作为国家事业，纳入《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政府投入巨资，进行大规模的公共事业建设，这些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了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运输、通讯等行业的高速发展，造就了被称为 “东京奥林匹克景气”的经济繁荣。
当时日本政府提出的口号是:“用一千万人的手美化东京”、“振奋全日本民族精神”。全日本上下为办好奥运会都动员起来。日本为准备东京奥运会而投入的资金是当时奥林匹克历史上最高的，如果把所有相关事业的投资均计算在内的话，高达1兆日元，按当时1美元折合360日元的汇率，约合30亿美元。
本着提高本国国际形象角度，日本还特别重视与各国运动员、媒体、观众的关系。东京奥组委于1963 年10 月特别邀请许多国外著名运动员前往参观，以检验其场馆设施效能和总结组织经验。他们还用心改善各国媒体关系，采访奥运会的各国记者都把这届奥运会称为“欢乐的奥运会”。
在本届奥运会上，为了振奋民族精神，日本将金牌数作为重中之重的一项。在比赛项目上，经过政府的努力，新增添了排球(男女)、柔道这两个日本拿手的项目。这是奥运会项目规范化后，大项数首次达到19个。在这种强烈的目标指引下，最终日本获得非常好的成绩，以金牌16枚、银牌5枚、铜牌8枚居美苏之后。日本首次进入金牌榜前三名。
东京奥运会办得很成功，对于日本国民增强其自信心和民族凝聚力都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从而为以后日本经济飞速发展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从经济到观念，奥运会都被认为是日本腾飞中的一件大事。
在举办东京奥运会前后的11年里，日本经济进入历史上增速最快的高成长阶段。在举办奥运会前的5年里，除1962年的经济增长率为7.7%以外，其余都在10%以上。在举办奥运会的当年以及以后的5年里，除了1965年的经济增长率为6.4%以外，也都在10%或以上。
其间，日本共经历了岩户景气、奥林匹克景气和伊奘诺景气等三大景气。在1963年，当东京奥运会将要临近时，日本掀起了建设投资的高潮，结果形成了日本经济史上著名的长达24个月的奥林匹克景气。1965年有短暂“奥运低谷效应”，经过调整，到1966年又出现了比奥林匹克景气规模更大、持续时间长达57个月的伊奘诺景气。
东京奥运会前后的一段时期是日本经济的黄金时代，在长期的繁荣过程中，日本GNP在1967年超过英国和法国，1968年又超过西德，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位经济大国。
1988汉城：韩国的奥运“蝶变”
面对着一个“露出新颜”的新汉城，韩国人感慨道:“一个离开祖国数年的人再踏上故土，恐怕无法找到从前的一切，甚至会迷失方向。”
2008年4月27日，一个晴朗的春日，近万名华侨和中国留学生从韩国的四面八方汇集到首都首尔(2005年由汉城改名而来)，来欢迎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20年前，这座城市成功举办了第24届奥运会。
从上午10点起，一群又一群的年轻人各自乘坐地铁、大巴或私家车赶到汉江以南的首尔奥林匹克公园，几乎所有人都举着五星红旗。那天下午，中国的年轻人是首尔街头的主角。他们奔走着、呼喊着，尽情抒发迎接奥运的爱国热情和兴奋，甚至让路过目击的首尔市民稍稍有点吃惊:原来中国人的激情不比韩国人弱。是的，奥运会对亚洲举办国来说，它不只是一届全世界级别最高的体育盛会，而且总是被赋予象征变革与繁荣的特殊意义:2008年北京奥运会将标志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与融入世界；而20年前的夏天，汉城奥运会成功举行，把实现“汉江奇迹”、开启民主化进程的韩国呈现在全球世人眼前。
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中国组组长李平馥，至今清晰地记得20年前他在德国通过电视收看了汉城奥运会开幕式盛况。“这就是你的祖国 —— 韩国？”身边的德国朋友惊讶地问道。李平馥对我们回忆道:“长久以来，韩国用输出劳工的形式来偿还西德的贷款，因此在德国人的脑海中，韩国一直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而汉城奥运会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印象，这令我内心深深感动，在海外也倍感自豪。”
展现“汉江奇迹”
展现并提升国家形象 —— 这是韩国举办汉城奥运会最重要的目的，正如日本1964年东京奥运会抱着这样的目的，中国2008年北京奥运会也同样如此。
韩国上世纪50年代初经历朝鲜战争后，国土满目疮痍、经济濒临崩溃。1962年，军人朴正熙发动政变上台后，一心抓经济发展，强力推行以出口为导向、扶持大企业集团的经济发展战略，通过六七十年代四个“五年计划”把韩国这个曾经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农业国转变为新兴工业国，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 ── 从1962年至1979年，国民生产总值从23亿美元上升至614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87美元增至1662美元。
“韩国之所以能实现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汉江奇迹’，背后有两个动因，”韩国外交安保研究院统一部田奉根教授跟我们分析说，“一个是要超过朝鲜，日本殖民统治时，把所有的工业基础都集中在半岛北部，在相当长时间内，韩国经济落后于朝鲜。经济发展是否成功，在南北对峙的格局中关系到韩国存亡，乃至未来统一半岛的模式和前途；另一个是要赶超前殖民者日本，韩国人永远有这股民气。”
在经济上翻身后，韩国渴望提高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与更多的国家建交，为和平统一朝鲜半岛奠定基础，申办奥运会、积极开展体育文化外交便是这一政策的重要步骤。
打造奥运新城市
比起汉城江北的老城区，汉江以南的地区直观上给人以宽阔、现代、绿化更好的感受，许多中央政府机构、金融机构和五星级酒店都坐落于江南地区。汉城市政府正是凭借20年前的奥运会的巨大推力把江南建设得有今天这样的繁荣。
汉城奥运会组委会主席朴世直说:“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汉城可供举行国际赛事的运动场所寥寥无几，只有东大门体育场、孝昌体育场和蚕室体育馆。在获得申办权后，体育场建设便成为首要任务，我们当时的计划是建设106个体育场所。汉城当时在汉江以北的老城区已经没有什么空地了，江南地区可以有比较大的发挥空间，奥运场馆的建设大大带动了江南的发展。”
正是这个原因，韩国政府决定将奥运会的建设全部放在江南，计划把汉城市区扩大一倍，让江南在奥运会后成为汉城的新区。
当时，汉江南北两岸只有两座桥，而现在架起了20多座桥，江南地区的现代化程度平均超过了北岸。除了江南的重点开发，为了展现一个全新的奥运城市形象，汉城扩建了国际机场，整修了适应于地方的公路，开展了汉江综合开发，改善城市环境、下水道和水质管理。另外，还对重点公共活动场所、公共卫生设施的改善、危旧房的改造等必须解决的项目进行了投资。
面对着一个“露出新颜”的新汉城，韩国人感慨道:“一个离开祖国数年的人再踏上故土，恐怕无法找到从前的一切，甚至会迷失方向。”
最赚钱的奥运会
“汉城奥组委的商业运作非常成功，通过企业赞助、出售电视转播权(获利约4亿美元)，使得此次奥运会直接赢利达5.56亿美元，创下官办奥运会赢利的最高纪录。”复旦大学复奥体育产业中心的黄建兵副教授解释汉城奥运会在历届奥运会中起着特殊的榜样作用。
汉城奥运会用于奥运比赛场馆和服务配套设施的直接投入仅20亿美元，为改善汉城的环境、交通和通信等基础设施而进行的间接投入约30亿美元，投资规模远远低于往届。由于奥运场馆等大型建设在奥运会举办前两年就基本完成，没有出现因赶工期而追加费用的情况，实际支出也严格按照预算进行。
此后，申办奥运会的城市趋之若鹜，因为奥运会不但能为举办国提供一个在全世界范围内打造国家品牌形象的机会，并能为举办城市带来滚滚的经济效益，“奥运经济”的概念由此而来。
“如果有所谓的‘奥运景气’的话，汉城奥运会对韩国经济的拉动作用较为明显，”黄建兵说，“这和汉城集中了全国1/4人口、1/5GDP有关。”
从1981年申办成功到1988年奥运会举行当年，筹备奥运会这7年共带来了相当于70亿美元的生产诱发效果和27亿美元的国民收入诱发效果，1988年GDP增速达到12.4%.韩国政府曾经骄傲地宣布一项统计:奥运会为韩国建筑业、制造业和第三产业分别创造了21亿美元、22亿美元、13亿美元的产值。汉城奥运会还帮助韩国完成了从发展中国家向新兴工业国家的转变:1985~199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2300美元增加到6300美元，将“汉江奇迹”延续到了八九十年代，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
虽然众多奥运经济的分析者们都以汉城奥运会为模本，指出汉城奥运会直接为韩国经济带来了正面影响，但也有一些学者通过建立模型，将与之处在相同阶段的同为“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相比较，指出奥运虽然没有对韩国经济有所损害，但也没有真正为韩国经济带来直接的推动作用。
全球品牌的诞生
在汉城奥运会举办时候，国际奥委会全球合作伙伴(TOP)计划刚刚被国际奥委会推出，总共吸引了90家公司提供赞助，其中13家为韩国企业。商业赞助不仅为汉城奥运会筹集了一大笔资金，而且为韩国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了新的销路。据统计，奥运会的召开为韩国带来了近70亿美元的生产销售额。韩国的出口得以进一步扩大，同其他国家的双边及多边贸易额也迅速增加。
如今为人津津乐道的三星借助奥运会成长为全球品牌的奇迹也发生在那个时候。在汉城奥运会上，三星还只是全国赞助商，但是通过在汉城奥运会上的亮相，在之后的四年，三星来自全球市场的收入几乎增长了3倍。
“1988年奥运会成为很多韩国公司走向世界市场的转折点。汉城奥运会之前，韩国很多产业虽然发展很快，但仍处于为发达国家技术密集型产业承担劳动密集型部分分工的地位。通过奥运会，韩国开始实现经济转型，由引进技术转向自主创新。”三星经济研究院宏观经济部主任权纯 这样解释三星崛起的背景。
1997年，三星电子加入TOP计划，成为全球顶级赞助商时，在Interbrand的全球品牌调查中位居第96位，到2004年雅典奥运会时上升至第21位，如今，它已经超越摩托罗拉成为全球第二大手机公司，一举登上了全球最佳公司的舞台。
不过在朴世直的心中，汉城奥运会的“奥运经济”还留下少许遗憾:“当时韩国非常希望利用奥运商机，树立一些有知名度的国际品牌，但由于构思比较晚，时间仓促，所以没有达到最好的效果。”
“隐士之国”的心态开放
“韩国自古是‘隐士之国’，国民自我保护意识强烈，因此容易排外保守，”权纯 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国民意识趋向开放、趋向国际化，诸多经济管制也随之放松，严密保护的市场也逐渐放开，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随着政治民主化进程也逐步完善。”
在许多韩国人看来，汉城奥运会给韩国带来的最大的益处并不是经济收益，而是思想观念和心态的开放。
首尔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广场的半圆形大理石围墙上，镌刻着不仅是汉城奥运会所有的运动记录，还有奥运会歌《心手相连》的韩、英文歌词全文。“手与手相牵，心与心相连，打碎重重阻隔，我们心手相连到永远 …… ”看着英文歌词，令人不禁想起当年那首风靡全球的歌曲。20年过去了，只有这首奥运会的主题曲流传最广、传唱至今，因为它用音乐的形式摒弃了民族狭隘与对立，向世界人民传递了性善与宽容的真谛，诠释了奥林匹克“更快、更高、更强”的励志箴言。
如果不是朴世直这位懂得六国语言组织者的坚持，《心手相连》可能会走红，却不可能与奥运会结缘。朴世直回忆说:“当时我曾提议在世界范围内搜寻奥运歌曲，但反对的声音太大了，结果组委会只好请一位当时国内知名的作曲家写了一首奥运歌曲，但发布之后反应平平。”
朴世直依然记得他当时的坚持:“我想汉城奥运会不仅仅是韩国人的庆典，它也是全人类的庆典。庆典上主人应该为客人着想才行。既然是唱给全世界的，制作为什么要排斥国际化？”当时，世界各大唱片公司纷纷前来敲门，其中最大的宝丽金开出的条件十分诱人。朴世直说:“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汉城奥组委最终选择了宝丽金，同意了由意大利人莫罗德尔作曲、美国人汤姆 . 怀特洛克作词的方案。”
作为妥协，组委会同时选择了本土的高丽亚那组合来演唱这首歌。此外，组委会还提出了修改意见，要求歌词当中多增加一些韩国元素，歌词要同时使用韩国语和英语。
歌手李爱淑还记得开幕式上的情景，他们在台上演唱，场内的观众几乎就是他们的伴唱团，而许多运动员更是激动得泪流满面。那场面无疑是当天的最高潮，而这个让世人记忆至今的片段，恰恰源于一次成功的“手拉手”—— 意大利人作曲、美国人作词、德国人的推广和韩国组合的演唱。
《心手相连》一经发布，立刻进入30多个国家最受欢迎歌曲排行榜的前10名。按合同，如果歌曲的磁带、唱片、激光唱片销售100万份以上，汉城奥组委将得到5%的版税。截止到合同期满的1988年12月，共销售了单行版140万张(国外120万张、国内20万张)，复合版500万张，汉城奥组委因此得到了相当数额的版税收入。
当时，韩国的报纸也评论说:“现在想来，非常庆幸当时的坚持。这也给韩国国民上了生动的一课。”
奥运成韩国强国梦的起点 体育用品和电子产业崛起
特派记者李继褗发自首尔1988年汉城奥运会,使韩国完成了从发展中国家向新兴工业国家的转变，一些经济学家在分析该国经济起飞的原因时，高度评价88年汉城奥运会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景气，并称之为“奥林匹克生产效应”。
1985~199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2300美元增加到6300美元，实现了从发展中国家向新兴工业国家的转变。韩国汉城奥运会给予韩国的政治影响和精神力量更加强烈，经济实力迅速增长，一举跃入亚洲四小龙行列，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
在筹备和主办奥运会期间，由于大笔投资是在一个有限的时期内完成的，许多人对奥运会后有可能带来的经济过度膨胀和经济衰退感到忧虑。东京奥运会以后，尽管由于出口增加，日本的贸易顺差有一定增加以外，日本经济经历了短暂的衰退期，1965年日本GNP从上一年的13.2%降至5.1%。然而汉城奥运会后韩国的经济持续增长，1988年GNP增长率达到创纪录的12%，1988年韩国国际贸易顺差达142亿美元。
有几个因素可以解释韩国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的原因。首先，汉城奥运会的项目投资范围和内容不同于东京奥运会。就投资规模而言，韩国在奥运会上的投资数额很小，因此汉城奥运会后韩国不大可能遭受经济膨胀和衰退的损失。相反，日本全国投资总额的18.4%投入到奥运会投资项目中，在奥运会之前的1963年，奥运会项目投资占全国投资总额的38.8%，甚至在1964年，这一数字也达到19.1%。因此，在1965年，由于投资的减少日本遭受了短暂的经济衰退。而汉城奥运会的投资主要是在1982年-1988年7年时间发生的，占同时期国内总投资的1.6%。至1986年，59.1%的奥运会工程已经完工。
据估计，奥运会建设是韩国建筑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就全国总体建筑经济活动而言，它不会对韩国建筑业产生实质性影响。1982年-1988年间，韩国奥运相关项目建设增加值仅占韩国建筑业增加值的1.4%。这主要由于奥运投资在1982年以前就已经开始发生的缘故，此外大部分的投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汉城奥运会获得了很大的成功，韩国人没有留下明显得经济负担。奥运会给旅游业、体育与闲暇产业、电子产业、通讯业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更重要的是给韩国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了长期的经济影响。
汉城奥运会不仅刺激了旅游人数的增加，而且提供了一个使国外旅游者对韩国文化遗产产生印象的机会。汉城奥运会对韩国旅游产业产生了长期的影响。
1986年汉城奥运会期间，外国旅游者增加16.4%，外汇收入增加97%。外汇收入的大幅度增加不仅得益于旅游人数的增加，而且是由于旅游者的人均支出从1985年的550美元增加到1986年的932美元的缘故。1987年，旅游者人均支出达到1227美元。在1988年奥运年当中，旅游人数预计达到234万人，由于奥运会而带来净增长人数达到10万人，带来1.4亿美元的净支出。汉城奥运会是韩国旅游产业的转折点。共有160家电视台通过25个卫星向85个国家转播了奥运会。使全世界对韩国更加了解，使韩国成为一个安全舒适当旅游胜地
汉城奥运会需要896个体育设施和设备项目，其中647个项目(72%)是本国生产的。与前几届奥运会相比，只有慕尼黑奥运会略高，本国生产的体育设施与设备项目占75%，此外洛杉矶奥运会占33%，莫斯科奥运会占60%，蒙特利尔占30%。在筹备和主办汉城奥运会过程中，韩国22个公司向组委会提供了价值23.6亿韩元的运动设备，使组委会节省了同等数额的外汇。
韩国体育用品质量及其品牌知名度的提高使得体育用品出口得到迅速提高。尤其韩国体育用品制造商在宣传其品牌时如此成功，使自己赢得了数额巨大的销售合同以及独自使用30多个知名公司的商标的权力。
汉城奥运会通过对奥运会相关项目投资为电子产业在产品生产方面增加投资4392亿韩元，以及1160亿韩元的增加值，创造了20744个就业机会。此外汉城奥运会还提高了韩国产品形象，促进了电子和通讯领域的技术进步，提升了韩国产品的国际声誉，这很像“索尼”由东京奥运会脱颖而出成为国际级品牌的情形。
1987年，韩国一跃成为世界大电子生产国，1988年尽管受韩元升值以及发达国家贸易限制的影响，韩国电子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分别增加了35%和31.2%。这主要得益于奥运会的宣传以及对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的增加。
汉城奥运会为韩国汽车、食品和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尤其是汽车工业，奥运会为在全世界展示韩国汽车的水平提高其形象提供了机会。汉城奥运会后韩国汽车出口比前年同期增长20%。更为重要的是奥运会为韩国汽车公司提供了一个扩大市场以及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谈判建立合资企业的机会。此外，由于奥运会的特殊需求以及韩国收入水平的提高，韩国汽车的本国市场需求增加了40%。国内外对韩国汽车市场需求的增加也促进了汽车零配件产业的发展。
食品产业甚至在奥运会之后其市场需求也保持了同样的水平。特别是方便面和高丽参饮料在运动会期间成为最受欢迎的食品，也使食品产业进入国际市场。
韩国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极大地提高了韩国的国际形象，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韩国从一个战乱国家成为一个奥运会主办国，韩国为第三世界国家树立了一个经济发展的榜样。
3、两个亚洲民族的执着
日本声音：不成功 毋宁死
东京国立竞技场天空下的东京国立竞技场，静悄悄地见证着历史，1964年10月10日，东京奥运会圣火在此点燃。图中远方为东京现代化的建筑群，大多数为东京奥运会后所建，最高楼为日本著名的NTTDOCOMO代代木大厦。曾经有欧洲记者描述:奥运圣火燃起了日本人的民族激情，鼓起了日本人重新开创历史的勇气。
山田直稔看上去完全不像82岁的老人，在两国国技馆里，这位相扑爱好者攥着那把标志性的扇子，楼上楼下一溜烟地小跑，事实上并没有很急的事情。日本老龄化社会的一个副作用是，老年人要把自己激励得更有活力。
不断有人兴奋地拉住他要求签名，要求合影，即使白鹏力士此刻出现在人群中，受欢迎程度也不过如此吧。
“我是日本的奥林匹克大叔。”山田直稔喜欢反复向周围人强调这一点。“大叔”并非妄言，1964年开始，他追随日本运动员参加了许多重要比赛，尤其难得的是亲历了那以后历届奥运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具有这种经历的人在全世界也屈指可数。
山田直稔，这位木材厂老板的儿子、日本大学的建筑学毕业生，本应该有另一种成就，而改变他一生走向的，恰恰是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
1960年，东京申办1964年奥运会终获成功，此前，他们两次与奥运擦肩而过。1940年奥运会原本确定由东京承办，正推行军国主义的日本毁约弃权，致那届奥运会流产；1960年第17届赛会的竞逐中，东京又败给了罗马。1964年10月10日，日本与全世界都在期盼这个时刻，它也将是奥运会第一次来到亚洲。
日本几乎是亚洲大国距离欧陆最远的一个，却也是吸纳西方工业文明最早、最虔诚的一个。
“二战”战败之后，日本经济窘迫，而比这更难忍受的，是在国际上被孤立、被疏离的处境。国际奥委会甚至一度将日本排除在奥林匹克运动之外。
申办第17届奥运会失败后，东京的申奥决心反倒更为坚决，大有不惜代价、务求成功的气势。我查阅到了1960年5月19日东京都议会通过申奥议案的决议，从其中的一些字句，可知当时日本政府方面在奥运上的诉求——
“独立之日本，为成为国际社会之一员再出发，让世界了解热爱和平的体育文化行为作为国际信义的友爱作出贡献。”
“战后，日本的形象不太好，日本人上下一心，希望让全世界重新看一下自己。”山田直稔对于那段游离于主流世界之外的滋味印象深刻。
要解读战后日本，不妨先说说日本的“三种神器”。这三件珍宝原指日本天皇手中代代流传的八坂琼曲玉、草剃剑、八咫镜，到了现代社会，它的含义被演绎，并成为衡量日本人生活水准的真切可感的指标。
1945年战败之后，日本舔舐伤口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到了195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开始复苏，黑白电视、洗衣机、冰箱开始进入普通民众的家庭，它们在日本被称为“三种神器”，类似于中国当年的“三大件”。经济的复苏，让日本人洗刷战争耻辱、重回国际社会的愿望变得迫切起来。
1964年4月，抚顺战犯管理所遣返了三名日本战犯，他们是最后一批结束改造的二战战犯。
不过，要真正摆脱二战阴影，走上国家正常化之路，日本人还要寄望于奥运会的成功举办。
1964年10月10日，第18届夏季奥运会在东京国立竞技场开幕，74160人出席，日本天皇也御驾亲临。欢腾的日本民众不会记起，21年前，也是在这里，日本天皇出席日军的“新徒出阵”仪式，鼓励两万多的新兵在“圣战”中效忠。同一块体育场，物是人非，日本人希望借助喷气式飞机在天空划出的五环，驱除那场战争的阴霾。
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19岁的早稻田大学学生坂井义则举着火炬跑进会场——那个年代的火炬还很老土，远远望去，浓烟滚滚，简直像一只烟囱在移动——坂井登上火炬台，点燃了奥运主火炬和全日本的狂欢。
广岛人坂井义则恰好出生于原子弹爆炸当天，其父是当时的受难者，主办方希望由坂井义则点燃圣火，以表达日本人民对和平的祈愿。日本人还通过奥运主会场的壁画传递这种姿态——那是世界上唯一一尊没有翅膀的希腊胜利女神像，日本人的说法是，胜利女神没有翅膀，就可以把和平永远留在日本。
不过，火炬手的选择遭到了美国方面的质疑，他们认为这有“祭奠军国主义”的意味，极力反对。在这件事情上，绝大多数日本民众的态度非常坚决，他们支持坂井义则担任主火炬手。
在内心深处，战后的日本人对美国的态度极为复杂。一方面，有着对美国的强大国力乃至生活方式、价值观的推崇；另一方面，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又让他们不愿受制于美国。1960年代初期，日本和美国签署“日美安保条约”的动议遭到80%以上的民众反对。反对风潮演变为著名的“安保运动”，620万人上街游行，6万商店关门罢市抗议。
1964年3月24日，矛盾再次激化，美国驻日大使被一位日本少年用刀刺伤，幸未危及生命。
战争与和平，政治与经济，光荣与梦想，东京奥运会负载着太多的宏大命题，开始了当时奥运史上最昂贵、最奢侈的筹备。
我曾问几个在北京生活或逗留过的韩国人、日本人，承办奥运会时期的汉城（今首尔）和东京，是怎样的景象？他们的回答是:和现在的北京差不多。
他们的意思很明白，这几座城市对举办奥运有着近似的狂热，而剧烈变化着的首都也非常相似，城市有着蓬勃的生命力，甚至带有几分野性。
1963—1964年间，假如你到访东京，会为眼前的场景惊骇不已:东京市内的许多主干道上，挖了一万多个大坑，为的是修建高架路桥，计有七千多栋房屋、五万多名市民因奥运工程拆迁。城市里到处沟壑纵横，由此导致的交通事故竟使一千多人丧生。
日本作家开高建的回忆文章写道:“那时的东京没天没水，只有头顶的钢筋和脚下黑色的废墟。”去奥运工地劳动者的住处看一看，条件之艰苦让人寒心，生活空间阴暗拥挤，肮脏破败，空气中弥漫着屎尿的味道。
城市规划专家三村浩史认为，奥运会的举办让东京逐渐摆脱了首都角色的控制，成为了集政治、经济、商业、金融为一体的真正意义的“大都市”。
当然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情，东京奥运会的建设计划给东京带来的也并非都是好的影响。
因此，为了奥运会的顺利进行，一些匆忙开工的工程的缺陷就在日后体现了出来。连接明指神宫和神宫外苑的马路就挡住了原有的自然景观，公园的林荫大道旁边建了个阴暗的停车场，非常煞风景。此外，东海道新干线的日本桥上方修建的首都高速路也因为破坏了东京的景观而成为许多日本建筑学家批判的对象。东京奥运会时担任东京建设局局长的山田正男说，这是“东京市民对奥运建设无条件支持的产物”。
与城市建设相对应的是城市人口急速增长，1961—1964年间，东京出现了严重的供水不足。教育和福利也一时跟不上人口的增长，社会矛盾凸显。后来，政府逐渐意识到过大的都市面临许多问题，开始提出城市人口的“抑制”政策。
显然，山田直稔对中国的现实并不熟悉，他提醒说，北京奥运肯定改变城市面貌，也会有一个物价飞涨的阶段，因为当年的东京就是这样——事实上，北京早已进入这种状态。
2008年年初，冰雪灾害让大半个南中国几近瘫痪，同为东亚国家的日本，在承办奥运会前期也是天灾人祸不断。我更愿意相信，这仅仅是一种偶然。
据《映像100年史》记载，1963年—1964年间，暴雪、地震、豪雨在东京及周边地区先后肆虐，造成严重的生命和财产损失。矿难、飞机失事、列车相撞、电厂爆炸等令人震惊的意外也在同期频繁发生。
东京都政府当初为了说服民众支持申奥，提出的口号是“奥林匹克能赚钱”。他们还算了一笔账，宣称承办奥运会预计要投入200亿日元，而收益可达到270亿。最后的实际情况，却是奥运游客不足预期的一半，整个奥运经济账也是明显的入不敷出。
其实，那时候让民众支持奥运，是不需要太多理由的。申奥时，日本媒体提及东京的优势，总结为“700万都民（指东京都市民）之衷心要求”，“举国一致之体制”。其实并非虚言。
每年的10月，东京奥运会的开幕纪念日，铸造工匠铃木文吾都要专程赶到东京，到国立竞技场擦洗火炬台，以此祭奠为铸造火炬台献出生命的父亲铃木万之助。铃木家族是日本铸造方面的名匠，负责铸造奥运火炬台。在盛会还有三周就将开幕的时候，模具在浇注过程中破裂，看上去这个无比重要和神圣的任务已无法完成。68岁的铃木万之助羞愤难当，心力交瘁，三天后就命赴黄泉，其子铃木文吾继续着父亲未竟的工作，并立下誓言:“如果失败，不但我家族永难翻身，而且故乡都将为此蒙羞。若有失败之日，我将切腹谢罪。”
赶在奥运会开幕前一周，巨大的火炬台奇迹般地铸造成功。铃木文吾后来说:“我的生活很贫苦，但这又怎样，毕竟有一件留给将来的东西，是我的。”
在西方人当时看来，把这项工作与人的生命相联系是难以理解的，而铃木家族的故事，却在日本人心目中成为一段佳话。
普通人的狂热体现在售票处门口。为买奥运比赛门票，许多人扛着行李赶到售票处，排在前面的市民居然是提前五天就到了。1964年10月2日，中央邮局发售1000枚奥运纪念币，门前排起了6000人的长龙。
为了观看家门口的奥运会，相当多的家庭在1964年添置了电视机，或者把黑白电视换成彩电。1960年，日本家庭的电视机普及率为54.5%，到举办奥运的1964年，这一数字飙升到93.5%。那一年，借助美国的通讯卫星，奥运会进行了奥运史上第一次电视直播。
日本女作家新井一二三回忆说:“我平生第一个记忆是1964年10月10日开幕的东京奥运会，虽然当时我才两岁半，但是全体社会极其兴奋的气氛还是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
让西方人惊叹的不止是这个东方民族的狂热，还有这个国家国民的素质。开幕式结束后，整个体育场居然看不到一张废纸。
民众热情的最高潮，无疑属于女排决赛。据NHK电视台的记载，那场比赛的瞬间最高收视率竟达到85%，比后来轰动日本的“红白歌会”更高。当日本女排最终取胜，有媒体评论说:本届奥运会在今天（10月23日）开幕，也在今天闭幕。
那场历史性的女排决赛，并不是以一个完美的细节收场，最后一个球的争夺中，苏联队员被判触网，日本姑娘不战而胜。裁判哨声吹响，日本队员和亿万观众都怔了片刻，才猛然意识到伟大时刻来临，举国狂欢释放的能量堪比一次核爆。
20年之后，女排题材的体育传奇移植到中国人身上，成为了另一民族的强心剂，被强调的主题词同样是“拼搏”，这算不算东方式的巧合？
东京奥运会之后，普通日本人渐渐平息了血脉的激荡，回到日常生活当中，以山田直稔为代表的一群人，却一直被那激情紧紧攥住。由身后的家族企业做依托，经费不是山田发愁的事情。他组建了一个日本体育后援团，开始了全球化的粉丝行动。
东京奥运会闭幕式上的一个镜头，感动了包括山田直稔在内的无数日本人。当运动员们以很自由的方式集体入场，一些兴奋的外国运动员把日本代表团的女棋手福井抬起来，绕场一周。《20世纪日本》一书这样评价这一细节的意义:“被孤立的日本回到世界。”感人的场景让日本民众相信，他们为奥运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了。
和1936年柏林奥运会、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一样，东京主办奥运会也是一种迫切的政治上的“形象工程”（也有人刻薄地称之为“粉饰太平”），并取得了预期的成功。
当年的日本报纸，有的把1964年称为日本的“国际化元年”，有的把奥运会闭幕时刻称为“重新取回自信的一天”。
1964年，确实是日本重回国际社会的标志性年份。除了承办奥运会，另有大事件很“巧合”地发生——同年，日本加入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办奥运会，外国人都进来了，我们很开心，日本人当时很希望与外国人交流。”山田直稔说。门户大开后，日本人的生活开始更国际化，尤其是美国化。
新井一二三说，直到1950年代末，东京人的家庭还处处看得见近代化以前的生活小景，如水井、洗澡盆、蚊香、风铃、和服、榻榻米。“但是奥运会一来，古老的一切都走了。我小时候，家里每年增添新的电器、生活用品。关起门来开冷气，在榻榻米上铺化纤地毯，放西式家具，穿着牛仔裤看美国连续剧，或听摇滚乐，大家都觉得先进、好酷，甚少有人介意传统文化和街坊生活同时被破坏。之前严禁孩子站着吃东西的父母，后来鼓励我们边走路边嚼口香糖甚至吞下汉堡包；因为整个社会认为学美国人就不会错。”
日本人：“1964年，日本睁开了双眼”
清晨7点，酒店床头的精工电子闹钟准时响起铃声。
43年前，它的前辈们承担了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计时工作，而2007年11月5日，在它的催促之下，记者踏上了穿越奥运圣地的东京之旅，去寻找1964年奥运会在这座城市身上留下的印迹。
赛场的记忆
乘坐东京地铁大江户线，记者直奔位于东京市区西南部的国立竞技场站。从地铁站出来，便到达了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核心区域。
地铁站紧靠着国立竞技场(National Stadium)，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圣火就在这里点燃。国立竞技场对面是明治神宫外苑，这一块区域被统称为明治奥林匹克公园。
明治神宫外苑历史悠久，为纪念明治天皇修建，明治维新一直被历史学家们视为日本在近代崛起的源头。以当时的明治体育场为中心，明治神宫外苑内集中了棒球场、游泳池和摔跤馆。
这一区域很早就成为东京市民举办重大体育活动的场所，它也见证了现代运动项目在日本的发展。1964年之前，很多在奥运会上获得优异成绩的日本运动员，就是在这片区域上接受训练成长起来的。
也正是因为这种历史渊源，东京奥组委把这块地方选为最核心的奥运赛场。
1958年的第3届亚运会也是在这一区域举办的，东京实际上是利用亚运会的举办，为1964年奥运会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实战演习”。古老的明治体育场在那段时期被拆除，取而代之的就是现在的国立竞技场。
在国立竞技场外面的海报上，记者了解到，日本足球队将于11月21日在此迎战沙特阿拉伯，为争取通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入场券做最后的努力。
“东京奥运会之后，国立竞技场就成为日本举办各种顶级赛事的第一选择！”舱本雅隆(Kuramoto Masataka)向记者介绍，这里举办过多次世界杯预选赛，而大名鼎鼎的丰田杯足球赛，也是从这里起步的。
舱本雅隆就职的秩父宫体育博物馆就位于国立竞技场之内，所以他对场馆的历史如数家珍。
但他也承认，国立竞技场已经老了。“2002年举办完世界杯之后，日本新建了很多一流的体育场馆，现在国立竞技场内的顶级赛事越来越少了。”
站在最高一层的过道之上，眼前的国立竞技场显得巨大、空旷。在7万多个座位的衬托之下，主火炬台显得是那么的渺小。黑色的主火炬呈圆筒状，简洁、朴素。
1964年10月10日，正是这个小小的火炬台，成为了世界的焦点。
那一天，高中生河野一郎(Ichiro Kono)和他的同学们一起，守在学校里的彩色电视机前面观看开幕式。他清楚地记得，那一天东京的天气非常好。
“我看到喷气式飞机在晴朗的天空中喷出了五环的图案，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主火炬被点燃的那一刻！”
相比之下，另一名高中生竹田恒和(Tsunekazu Takeda)则要幸运得多——他去了开幕式现场。
他看到19岁的大学生板井义则跨过163层台阶，走上主火炬台，将奥运圣火点燃。即使对于日本人而言，这也是一张陌生的面孔。为什么不像往届奥运会那样，让一位知名运动员来点燃圣火，而是选择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
东京奥组委之所以选择板井义则，完全是因为他的出生日期——1945年8月6日——广岛原子弹爆炸的那天。
到今天，我们已经不太可能去追寻东京奥组委这种安排的象征意义。对于普通人而言，这已经不再重要。
竹田恒和就告诉记者:“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安排的特殊意义，只记得在奥运圣火点燃的那一刻自己非常激动，至于由谁去点燃圣火，我当时觉得并不重要，也没去多想。”
竹田恒和当时已经参与了学校里面的马术训练，是障碍赛项目(show jumper)的一名队员，所以他当年还到现场观看了所有的马术比赛。
“在那个时候，我就树立了自己的梦想，我要参加奥运会比赛！”竹田恒和说，他从此就开始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并最终代表日本参加了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和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的马术项目。
他总结:“东京奥运会改变了我的思想，也改变了我的人生。”
43年之后，当年那两个普通的高中生，都已经成为日本体育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竹田恒和是日本奥委会的现任总裁，而河野一郎则是东京2016年奥申委的主席兼CEO。今天，这两个人的命运与奥运更加紧密地相连，他们希望在2016年再次把奥运会带回东京。
从国立竞技场出来，换乘数站地铁之后，记者来到了2公里之外的代代木体育馆(Yoyogi Gamasium)。代代木体育馆看起来好像是用两轮明月拼接而成，充满了柔性的线条美，不愧是东京奥运会中最有特色的建筑。
在代代木体育馆西面，就是日本放送协会(NHK)的总部。它也是1964年奥运会的国际转播中心，当年的电视转播信号由NHK负责制作。
1964年是杉山茂(Shigeru Sugiyama)加入NHK的第5年，他被派去担任曲棍球比赛转播的制片人。
“一开始我非常兴奋，但在奥运会两周里却一直高度紧张。”他告诉记者，这是他首次负责转播没有日本队参与的比赛，他必须要学会保持中立的转播态度。
在转播技术方面，NHK取得的突破更大。东京奥运会上，20%的赛事转播使用了彩色信号，包括开闭幕式在内。NHK还首次通过卫星信号传输，实现了洲际间的电视直播。
杉山茂说:“当看到卫星信号传送过来的那一瞬间，我意识到，体育比赛将成为全球性的活动。我相信某一个国家的运动明星，也将成为全球性的明星。”
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奥运村就在代代木体育场旁边，不过今天它已经不见踪影，因为被开发成了一个完整的公园。
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30多个比赛场馆，都集中在明治奥林匹克公园(Meiji Olympic Park)、代代木奥林匹克公园(Yoyogi Olympic Park)和驹泽奥林匹克公园(Komazawa Sports Park)三个地方。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运动员在三地之间的转场都能够在40分钟内完成。
驹泽奥林匹克公园占地41公顷，距离当时的奥运村有9公里左右。实际上，驹泽奥林匹克公园最早是东京都政府为1940年奥运会而开发的。二战之前，东京获得了1940年奥运会的举办权，田径运动场、游泳池和奥运村就打算在驹泽建造，然而战争使日本失去了那届奥运会。
二战之后不久，日本经济刚刚有所恢复，就快步走上了未竟的奥运之路。
大时代下的转折
1951年，美国结束对日本的占领期，恢复了国家主权。在此之后，日本开始通过一系列措施，谋求经济和政治上的国际地位。1952年，日本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会员国。3年之后，日本又加入了关贸总协定。
虽然日本经济在战后很快恢复起来，然而当时在很多外国人的眼中，日本还是战后的一片废墟，日本制造也往往与“价格低、质量差”的印象联系在一起。
索尼的盛田昭夫在1950年代访问德国杜塞尔多夫的时候，一个服务员对日本的认识一直让他耿耿于怀。服务员当时指着饮料上的小阳伞说:“我知道日本，这个小玩意就是你们生产的。”
当时，日本强烈地意识到，必须改变国外的成见，而举办奥运会就是他们选择的宣言方式。
二战刚结束不久，日本就希望获得国际奥委会的允许，继续参与奥运会比赛。他们的请求在1950年获得国际奥委会的同意。1952年5月，东京正式宣布申办1960年的第17届奥运会，不过在1956年6月的最后竞标中败于罗马。当年10月，东京又宣布继续申办1964年奥运会。
1959年5月29日，东京成功在最后的角逐中拿到了56张选票中的34张！
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国际局势激荡的年代，更是一个变革的年代。在日本筹办1964年东京奥运会期间，发生了一系列对全球格局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的事件。
1961年8月13日，前民主德国封闭了东西柏林间的边界，柏林墙开始拔地而起；
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爆发，人类离核战争的距离从未如此之近；
1963年11月23日(东京时间)，为了测试东京奥运会的卫星直播计划，NHK进行了与美国之间的首次卫星电视信号直播。
杉山茂和他的同事们挤在NHK的办公室内，打算见证这个历史时刻。然而传送过来的电视信号却让他们大吃一惊——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
杉山茂告诉记者，他们本来只是想看一下卫星传送过来的电视信号的画面质量怎么样，至于是什么内容他们并不关心。所以当电视信号传送过来好一阵子，NHK办公室里的人们才意识到，正在直播的是关于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的新闻节目。这让他们非常震惊。
杉山茂说:“我们都在怀疑，这会不会是一个虚构的节目，而不是真实的新闻？”
由于这只是一次测试活动，NHK并没有把卫星直播的信号同步发送给普通民众。杉山茂确定:这段卫星直播的电视信号当时就被记录下来了，但他不敢肯定NHK是否在当天利用这段素材制作新闻节目。
在举办东京奥运会的这一年，日本还加入了经济合作组织。
日本经济产业省产业经济研究所的大野健一教授，在其著作《解密日本经济发展之路》中描述了1960年代日本社会的变化。
他指出，二战之前日本人的常见食物是大米、酱汤和泡菜，穿的是和服与木屐，住的是传统的木结构房屋，睡的是榻榻米。然而1960年代，面包、咖啡与西餐逐渐占领了日本人的餐桌，钢筋水泥造的公寓取代了木结构房屋，除了在日本新年和某些特殊场合，已经很难看到穿和服的人。
大野健一总结道:“都市化的不断发展，导致小家庭取代了大家庭，集体意识逐渐淡薄，个人主义开始盛行。”
这种变化在体育领域也有所体现，记者在国立竞技场内的秩父宫体育博物馆内，非常惊讶地发现:长久以来，日本马拉松运动员的跑鞋，居然也是按照木屐的样式来制作的。直到1950年代，他们才放弃了这个传统。
河野一郎认为，东京奥运会对于日本的最大意义并不在于对经济的促进，而在于帮助日本人与全世界进行了沟通，去了解世界各国的文化。
他多次向记者强调，东京奥运会是日本的一个转折点，之前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仅仅来源于报纸和书本，而奥运会提供了很多与外国人直接交流的机会。
“1964年的奥运会让日本人睁开双眼去看世界！”
韩国奥运与面子政治
爱面子是韩国社会根深蒂固的普遍现象。许多退休高官都在使用“电话秘书”，但接听者不是真正的女秘书，而是电话秘书服务公司的职员。一些电话服务商还推出了在午餐时间打电话给顾客的“特别服务”,这是为了让顾客在和其他人见面时，让他人以为他“很忙”。 被过滤广告 青年男女结婚，如果双方父母亲戚很少，韩国人为了面子，就会到特定的地方租赁亲朋好友甚至父母以减少婚礼时冷清的场面。
这种文化扩展到对外方面，就是极其爱惜国家的面子、珍惜国家的声誉。这在韩国申办奥运和为奥运积极准备的近10年历史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可以说，在上世纪80年代韩国政局走向的关键时刻，韩国的面子文化起到了微妙的作用。
申奥，为了国家的面子
韩国申办奥运会的一个重要考虑就是提升国家的声誉和形象。通俗地说，是为了国家的面子。韩国国内最初因对是否有必要和有能力申办奥运会的不同意见而分成了两派，双方将各自的意见提交朴正熙总统决断。当时力主申办的韩国奥委会委员长朴钟圭向朴正熙列举了三条理由，其中一条就是：举办奥运将使韩国人民和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侨民感到骄傲，全世界也将会把韩国作为发达国家看待。朴正熙对申办奥运会持支持态度，并指出应将申办奥运会的目的明确为：显示韩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力、提高韩国体育的国际地位、创造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不结盟国家建交的条件，以及通过国际体育活动提高国民的整体意识。
朴正熙遇刺的第二年，全斗焕将军根据戒严法，自己接过了政权。全斗焕在掌权之初对申办奥运会持消极态度，反对派的意见一度占了上风。这时韩国奥委会通过全盘分析提出：举办奥运会有利于提高国家的国际形象，即使申办不成功也可保持“申办候补国”的荣誉。而如果正式申办后再表现出消极态度，会降低韩国在国际体育界中的信誉；如果退出申办，将引起国际奥委会和其它国际组织的不信任，影响韩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全斗焕权衡利弊，考虑到利用奥运会树立韩国和自身形象，所以决定继续积极申办奥运会。
韩国政府为了举办奥运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申办之中，1981年韩国先后接待了来自各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国际奥委会和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调查团。他们向国际奥委会官员和各国体育界人士免费提供飞机票，请他们来韩国观光。在获得申办权之后，韩国政府不顾背负高额外债的压力，拨款9亿美元资助奥运会的筹备工作，不仅用于竞赛场地、奥运村、记者村以及新闻中心等硬件建设，还用于美化市容、修建奥林匹克公园、改善医疗服务、提高接待质量、搞好宣传报道等软件建设。多年之后，韩国在举办2002年世界杯时继续了这种传统。在刚刚经历金融危机之后，韩国仍投入血本建造现代化球场的投资就高达80亿美元。为了营造比赛气氛，韩国甚至拨出巨款招募“球迷”为所有的球队呐喊助威。
韩国申奥的成功，的确是非常有面子的事情。在汉城奥运会之前，除了在墨西哥外，奥运会都是在发达国家举行的。韩国这样一个曾沦为殖民地的国家，一个经历民族的分裂与战争的国家，能成为亚洲继日本之后第二个举办奥运会的国家，的确值得自豪。而且现代奥运不仅是体育的竞技，在电视传媒出现之后，奥运会对于主办国的声誉、形象和信誉都有提升。日本是韩国的近邻，也是韩国追赶的对象。日本东京在1964 年举办了第18 届奥运会。这次奥运会首次采用全球卫星直播，通过全方位的成就展示，为日本树立了崭新的形象，成为其走出二战阴影的重要一步。多年之后，韩国与日本共同举办了2002年世界杯。这是世界杯第一次在亚洲举办，韩国获得历史性的第四名的佳绩。这次世界杯对韩国政治、经济、体育等方面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尤其是对韩国在遭受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复苏具有很大的帮助。与之对比的是，2007年韩国江原道平昌郡继申办2010年冬奥会失败后，再次失去举办2014年冬奥会的机会。两次申办的失利，使得当地陷入一片悲哀之中。有关负责人全永宽说，这些年我们已经这么努力了。听到这一消息，感觉就像背后被捅了刀子。
卢泰愚表态支持奥运
经过朴正熙、全斗焕和卢泰愚3个军事政权领导人的努力，韩国最终取得了198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为了在奥运会上获得好的运动成绩，韩国建立了泰陵训练中心，进行非常的、针对性和近乎军事化的封闭训练，并重金聘请有经验的外国教练。韩国当时采取的金牌战略，就是想通过奥运为东道主增添光彩，改变韩国战后因忙于在废墟上建设国家，未能顾及体育发展的形象。按照韩国的《兵役法》，所有适龄男子都有义务服兵役，但是在奥运会获得铜牌以上的运动员和在亚运会获得金牌的运动员可以豁免。2002年鉴于韩国足球队历史性的突破，韩国临时修改《兵役法》，对于在世界杯上进入16强的队员免除兵役。
然而，在汉城即将举办体育盛会之际，韩国的局势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在内部，韩国反对派不依不饶地进行抗争。时任总统全斗焕发出的“奥运政治休战”倡议，遭到在野党的断然拒绝。以著名人士金大中、金泳三为首的在野团体发起的“1000万人改宪签名运动”，要求修改宪法，实现总统直接选举。双方水火不容，在1987年6月中下旬爆发了规模巨大和冲突激烈的斗争。在外部，韩国面临着国际上抵制乃至取消汉城奥运会的压力。由于韩国政局的动荡，国际上一些体育界名人建议易地办会。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力排众议，坚持这届奥运会在韩国举行，同时向韩国当局施加压力，要求改善韩国的政治局势和国际形象，并警告说如果韩国的政局继续恶化，将取消韩国的奥运主办权。甚至作为韩国军政权靠山的美国，也发出了严重的警告。1987年6月27日美国参议院以74对0票，1987年7月1日美国众议院以421对0票，两院一致通过了《促进韩国民主化决议案》。
内部反对派的斗争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使得韩国奥运会能否照常举办出现危机。如果汉城奥运会主办权因此丧失，对韩国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作为当权者不仅颜面尽失，而且要承担历史的骂名。这是打着民族主义旗帜的军人政权所难以接受的。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全斗焕（1980~1988）处于总统任职晚期，而且依照宪法不能连任总统，执政党新的总统候选人是卢泰愚。卢泰愚的政治表态非常关键。能否顺利办好汉城奥运会，关系着卢泰愚未来竞选总统的政治命运。卢泰愚为了积累政治资本，一直积极支持汉城奥运会。在汉城申办奥运的关键之时，卢泰愚挺身而出，挂帅申办工作，促使全力申办成功。在奥运举办前期，作为韩国第二号政治人物的卢泰愚，主动辞去在握有实权的政务长官一职，请缨担任体育部部长。他在成功组织汉城第10届亚洲运动会（1986年）和第24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中起到了特殊作用。汉城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成为卢泰愚随后竞选总统时的一张王牌。
政治和面子的双赢
卢泰愚出于国家声誉和自己政治前途的考虑，在国际奥委会准备临时更改奥运主办城市的消息传来后，亲自飞往国际奥委会所在地，向包括萨马兰奇在内的所有成员申辩：如果汉城在1998年不能顺利举办奥运会，那将是韩国民族的巨大耻辱，也是每一个国民会世代牢记的，“我们准备的奥运会的运动场将作为国际奥委会所有成员的墓地，第一个墓碑就是萨马兰奇主席的”。除了对外撂出这样的狠话，卢泰愚也向国内民众承诺将实行民主化改革。1987年6月29日，卢泰愚发表了建议民主改革的八点宣言，即“6·29宣言”。这个宣言内容包括：根据朝野协议，早日改宪，实行总统直接选举制；修改总统选举法，以保障公正竞争；赦免金大中，恢复其政治权利；释放政治犯，保障国民基本权益；努力实现言论自由；保障政党的健全活动等。宣言受到包括卢泰愚的政敌在内的全国绝大多数人的欢迎。宣言发表之后，韩国政局立即平息下来。随后政府当局分3次释放了2800多名政治犯。反对党领导人金大中获得特赦后，不仅继续投入竞选活动，同时也支持举办奥运会。
在1988年9月奥运会举办期间，反对党的领袖专门为萨马兰奇举行了一个招待会。萨马兰奇指出，为了汉城奥运会的成功，朝野的政治家们动员并团结了所有的力量。事实上，那时所有的韩国人，不论其政治背景与倾向，都把确保成功主办奥运当成共识。尤需指出的是，汉城奥运会人力资源结构的两大支柱是军人和学生。在军人执政时期，平时向来水火不相容的这两股势力，在国家的紧要关头还是团结一致。示威游行、劳资冲突与政治斗争，都以不影响奥运的成功举行为前提。汉城奥运会能实现“五无”，即无示威、无暴力、无恐怖活动、无意外事故、无暴雨，是韩国各界包括反对派支持和合作的结果。无独有偶，在2002年世界杯举办期间，韩国两大竞争党派也达成了一个政治“停战协议”。他们强调，在韩国足坛的历史性大突破时刻，全体韩国人应该团结起来，创造一个和谐的环境。
通过朝野合作，韩国成功举办了奥运，实现了政治和面子的双赢。1988年汉城奥运会提出“五最目标”，首当其冲的就是“最广的参与”和“最大的和解”，当时是希望国际上的各国参加奥运会，东西方国家实现和解。的确，这届奥运会有160个国家和地区的9421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这两个数字都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届奥运会。尤其是那时国际上曾经壁垒分明的东西方两大集团，在分隔了12年之后终于重逢在赛场上。奥运会结束后，民意测验认为奥运会的成功将有利于改善韩国与苏联、中国及东欧地区共产党国家的关系。果然，1990年和1992年，韩国先后同前苏联、中国正式建交。不仅如此，在汉城奥运会开幕式上，一位已届耄耋之年的田径运动员举着奥运圣火进入会场——他是52年前的柏林奥运会的马拉松冠军，当时韩国被日本占领，他被迫代表日本参加比赛；这一次他为韩国出征，象征着韩国洗刷耻辱，重新崛起。在这届奥运会上，韩国获得了12枚金牌、10枚银牌和11枚铜牌，总成绩名列第四。另外，在汉城奥运会上，记者共有1.5万多名，85个国家的160个电视台转播了奥运实况，转播时间达9200小时，这为集中展示韩国提供了大好机会。一名韩国外交官指出，汉城奥运会之后世界对韩国的正面宣传明显增多，与韩国的接触已经成为很自然的事情。多年后中国国际奥委会名誉主席何振梁指出，这次奥运会对韩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产生了积极而巨大的影响，使这个国家进入了历史的新时代。
韩国人：“1988年，我们很骄傲”
新华网首尔4月26日电（记者李拯宇 干玉兰）1988年9月17日晚，当汉城（现改称首尔）蚕室综合体育场内的第24届奥运会火炬熊熊燃起，当开幕式上一曲充满东方韵味的《心手相连》响彻体育场，当身着传统长裙的女鼓手在画有太极图案的大鼓前翩然起
舞，整个世界都为韩国所迸发出的蓬勃朝气和展现出的崭新面貌感到惊讶。从那一天起，韩国摆脱了贫穷落后、政局动荡的发展中国家的面貌，开始以经济发达国家的形象走上世界舞台。
从1988年到今天，整整过去了20年。但是，只要聊起汉城奥运会，每个韩国人都会清晰地回忆起当时他们在做什么。汉城奥运会成为这个国家难以忘怀的集体记忆，被韩国人看作是韩国经济和社会飞跃发展的一个历史性起点。
韩国纽西斯通讯社的孙泳新部长至今珍藏着1988年奥运会期间，汉城奥运会组委会授予他的奖章和证书。1988年夏天，作为一名资深记者，他被选拔为奥运村官方日报的制作部长，负责采编工作。这份只在奥运会期间存在了一个月的报纸，当时是组委会专门为奥运会出版的官方日报。通过这份每天出版几十页的英文报纸，组委会向来自全世界1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提供了包括生活指南、设施利用、赛程赛果、赛场故事和韩国民俗民风在内的各种信息。
孙泳新回忆说，奥运会之前，普通韩国人对世界知之甚少，当大家一下子接触到那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运动员，感到又新奇，又激动，又紧张。为了尽可能多地报道奥运会的各种情况，为运动员提供便利，这份临时报纸的采编人员每天24小时不间断工作，从奥运会开幕前一周起就吃、住在报社里，整整一个月没有回家。“那时候我们也没有经验。但大家都像充了电一样，也不知道累，就是想干好手头的工作，把报纸办得尽量完美一些”。
尽管如此，报纸还是经常会遇到一些小麻烦。孙泳新说:“韩国人那时对亚非拉地区了解很少，一次，因为编辑在标注地图时弄错了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结果遭到印度和巴基斯坦代表团的强烈抗议。这是我在奥运会期间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奥运会让每个人都学到了很多东西。”
对孙泳新而言，汉城奥运会另一件大事是中国代表团的参赛。他说，1988年到韩国参赛的中国体育代表团起初让韩国记者感到既神秘又好奇，但接触以后却发现双方都很友好。
“中国选手李宁，还有楼云的体操可真棒！”孙泳新特意补充了一句。
孙泳新表示，1988年以前，韩国人并不自信，老觉得自己是发展中国家。但是奥运会期间，汉城的基础设施焕然一新，随地吐痰和不讲公共秩序的陋习也被改掉了；来自民间的志愿者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开阔了眼界，学到了很多新的东西。
他说，1988年以前，韩国人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外国人，也不了解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和先进技术。通过奥运会，韩国人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产生了和欧美人一样生活的强烈愿望。“现在想起来，这种欲望和信心，其实才是奥运会留给韩国人最大的财富”。
“1988年，我们很努力，也很骄傲，”孙泳新这样说。
4、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时代的开始
奥运不是结束 更是开始
从东京地铁银座线外苑前站3号出口向东步行10多分钟，一座庞然大物便渐渐清晰。这里就是1964年东京奥运会主体育场———东京国立竞技场。
发暗的巨大水泥架构，镌刻着一个个奥运冠军名字和“TOKYO1964”的正门石板，陈旧的火炬台，记录着50余载的风雨岁月。静立于正门之外，记者似乎还能听到来自岁月深处的阵阵欢呼与呐喊。
1964年10月10日，一个晴朗的秋日，出生于广岛核爆那一天的19岁日本大学生板井义跨过163层台阶，走上东京国立竞技场的主火炬台，点燃了奥运圣火。
当年也曾像记者一样站在会场之外、兴奋地聆听会场里每个声音的15岁中学生小坂，如今已是东京国立竞技场内一名年迈的警卫员了。
少时的记忆太过深刻，尽管面对的记者是一位不速之客，小坂还是很愿意分享那段经历。“那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小坂回忆说，东京奥运会召开的时候，他们一家刚刚搬到东京不久。“那天学校似乎没有课，好像是星期天。……我一个人来到了体育场外，想听到会场里的每一个声音。当飞机在天空中飞出一个奥运五环的形状时，我还很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嘴张得有多大。”
第18届东京奥运会的开幕———虽然对于日本而言，这是一届迟到了24年的奥运会。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仅仅花了19年时间，就站在废墟之上，向世界奉献了一场获得巨大成功的国际体育盛事。
这场许多日本人自己都不相信可以创造的成功，对于提升战后日本的民族自信是意义非凡的。正如日本奥委会会长、亚奥理事会协调委员会主席竹田恒和说的，“东京奥运会是二战后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举办的，那时日本经济并不景气，很多人都不相信我们能在如此贫困的条件下成功举办奥运会。可以说日本就是在那样的经济基础上建立自己的自信的。”
这一感受也让正在日本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感同身受。他在昨天于早稻田大学发表的演讲中说:“福田首相曾对我谈及日本人民对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真挚情感，闻后感同身受。”1964年，通过一场奥运会，国际社会终于重新认识了日本。
从零开始
如今的体育场，由于经过2002年世界杯改建，竞技场的内部已经完全感觉不到陈旧的气息，到处都是现代化的气息。巨大的显示屏幕，柔顺碧绿的草坪，5万多个橙蓝灰座位相间整齐排列。记者偶遇了一位正在里面慢跑健身的老人，今年74岁的岩崎在东京奥运会时已经是一家汽车制造公司的员工。回忆起当年的奥运会，老人想了想，说:“到处都是奥运。”东京甚至日本全国上下为奥运“疯狂”的情形可见一斑。
虽然日本经济在战后很快恢复起来，然而当时在很多外国人的眼中，日本还是一片废墟，日本制造也往往与“低价劣质”的印象联系在一起。索尼的盛田昭夫在1950年代访问德国时，一个服务员就曾指着饮料上的小阳伞对他说:“我知道日本。这个小玩意就是你们生产的。”
不仅如此，日本国民心中普遍弥漫着战败的迷茫与失落感。如何让国家和国民走出历史的困境，是一个艰难的命题。
日本政府强烈地意识到，必须改变国外的成见，提升国民的士气。而举办奥运会就是他们选择的宣言方式。
事实上，东京早在1936年就曾被选为1940年第12届奥运会会址，然而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扩张政策致使这届奥运会流产。二战后，日本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一度被国际奥委会排除在奥林匹克运动之外。1952年5月，东京正式宣布申办1960年的第17届奥运会，不过在6月的最后竞标中败于罗马。当年10月，东京又宣布继续申办1964年奥运会。
1959年5月29日，东京在激烈的竞争中，战胜了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奥地利的维也纳、美国的底特律，赢得了第18届奥运会的主办权。
成为发达国家
在奥运会举办之前，1964年对于日本人来说已经意味着很多。
1月，时任首相的池田勇人说:“当我们即将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8条款国和获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完全成员资格时，日本终于步入向一个真正的开放系统过渡的艰难阶段。当日本经济适应新的国际环境时，确保将来稳定发展的最重要一步是实现国际收支的长期平衡。”
4月，日本正式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8条款国，意味着它可以不再对经常项目下的国际交易的支付和资金转移实行限制，并加入经合组织。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推荐下，日本也成为关贸总协定的第14条款国。
简而言之，日本成为了世界发达国家的一员，完成向完全成熟的开放经济的转变。然而，池田勇人在这一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年开始时，把这段时期称作“艰难阶段”。
事实上，成为第14条款国意味着日本必须建立一个与其他成员国在经济发展、贸易扩张和援助发展中国家等领域进行合作的更先进的体系。另外，关贸总协定成员通常有义务对进口自由化。日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增加出口以实现国际收支平衡。
在1964年以前，日本还没有享受过一次贸易平衡。国内需求随国家经济复苏增长，特别是进入上世纪60年代后，消费被过度激发，休闲热席卷日本，导致战后贸易赤字在1961年达到顶峰———5670亿日元。
1964年11月，池田勇人因健康原因辞职，佐藤荣作被任命为首相。佐藤发誓，日本将“努力就关贸总协定下的关税全面减低进行谈判，并充分利用在扩展贸易的国际合作中涌现出的机会。”他着手开始应对国际合作和废除对日本进口的歧视性限制，为日本经济继续发展直到1968年超过联邦德国成为以国民生产总值计算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奠定坚实基础。
一场“全国奥运会”
当记者问道，经历过1964年的奥运，而现在自己却在当时的主体育场里跑步，是否有什么特别的感触时，也许是跑累了，岩崎突然停下来然后噗哧一声笑出来，“天天在这儿跑，哪儿有什么特殊的感受阿。”
“不过，那一年奥运确实给东京留下了太多的东西。高速公路从那时开始大段大段的修起来，新干线也是在那个时候修起来的。”岩崎接着说。
中国在申办2000年奥运会时，曾经提出“全民奥运”的概念，而1964年东京奥运会也是不折不扣的全国奥运。日本政府把举办奥运会纳入了《国民收入备增计划》。计划投资达到了空前的1兆日元，折合当时的美元达30亿。
东京的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主要工程包括在东京奥运会开幕前9天开通的东海道新干线、首都高速公路、东京高架单轨电力、东京地铁等大型项目；一批豪华宾馆也建成以迎接外国游客。这些项目使东京一跃成为世界先进城市，整个国家形象也有了质的提升。
“这条路就是当年奥运会之前修起来的。”在国立竞技场旁边开了几十年饮料店的一位店长指着门前记者从外苑前站走到竞技场的那条大路说。他说，日本的经济就飞速发展起来，这一发展就连续发展了30多年。这位4岁到10岁在中国长大的店长不禁感慨道，“现在的北京就和当年的东京一样。今年北京奥运会过后，中国也会更加快速的发展起来吧。”
除此以外，日本政府还以国家的名义调用了全国的人力资源，至少10万山区农民被廉价雇佣到东京，成为奥运会的建筑大军。这些人从此离开了农村，成为东京的新居民。
在东京奥运会上，日本运动员创造了史上最好的金牌第三的成绩。本届奥运会也产生了一群偶像———被欧洲媒体称为“东洋魔女”的日本女排。当这群“魔女”在奥运会决赛中击败苏联队时，日本国民的快乐达到顶点。85%的惊人收视率，很容易让人想象整个国家在历史性比赛前的疯狂。
体育在日本从此作为人民生活的一部分扎根下来，足球的流行使日本建立了一只国家足球队，体育俱乐部开始在全国涌现。
此外，日本还以1964年奥运会为契机，对国民提出了6项要求，以后逐渐成为日本国民的礼仪规范。“为了迎接奥运会，展现日本的良好风貌，日本人就是从那时开始在公共场合对人尊敬，在买票时好好排队，在车上积极让座的。就和现在的北京一样。”岩崎补充道。
日本借奥运培养国民素质的巨大成功甚至演变出一个传说般的报道:奥运结束后，所有日本人都把垃圾带回家，现场没有一片废纸。
快乐的一年
在这样的一年里，日本人的快乐情绪不断增加。本来，东京于1936年被选为1940年奥运会的举办地，但日本由于战争逐渐被国际社会孤立，1938年宣布退出奥运会举办。
1964年，日本年轻人中开始流行起一种被称为“Ivy”的潮流。Van和Jun等品牌的风格运用了美国东部常春藤联盟学院里穿着“破烂”的形象。日本从战后的短缺进入物质丰富的时代，穿任何衣服都行的日子结束了，人们开始要求时尚的穿着。
这也是海外旅游开放的一年。日本人开始坐飞机去海外度假，最受欢迎的目的地是夏威夷。旅行者中不乏穿着蓝色运动夹克和丝光卡其布裤的年轻人。
在这一年前后出生的日本人后来被看作“新人类”，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老辈人在“二战”或战后时期的遭遇，而是成长在物质丰富的时代。日本摇滚乐队XJapan的灵魂人物“Hide”就是在1964年出生的。
这一年，韩国和日本的外交谈判正在紧张进行中，促使两国在第二年达成关系正常化。
……
所有这些，使日本和国际社会产生共识:日本的战后重建结束了，它开始重新回到国际大家庭。
1964，对于日本，不仅仅是奥运年。
1964，不是结束，更是开始。
日本移型换景 东京奥运会成契机
日本著名评论家松本健一从1980年代汉城奥运会时开始主张“1964年日本社会转型说”。
“奥运会召开之前的中国，与1964年东京奥运会时日本的情况十分相似。”松本认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或许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契机。
1923年，“关东大地震”引发重建“近代日本”；
1945年，日本战败促使天皇制形态从绝对制度修正为象征制度；
1964年，东京奥运会再次成为契机……
梦想超级特快列车
东京奥运会是日本仿效欧美，一路追求近代化的最后阶段。
1964年4月，我们离开故乡，来到东京，这里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生巨变。“梦想超级特快列车”东海道新干线开通，高速公路、超高层建筑开始投入建设。过街天桥、地下通道这类新型建筑物纷纷开始出现在城市街头。
新宿西口小路上的黑市被取缔，淀桥净水场也没了踪影。昔日的西口，地面一度被建设广场用的铁板覆盖。然而就在新宿西口广场 （东京新宿站西口地下广场。1969年2月开始，每周六晚年轻人都会在广场举行集会，演唱民谣歌曲，并议论时政。同年7月19日，警视厅将“广场”更名为“通道”；7月24日，又加以取缔，西口广场的民谣集会就此消亡）建成四五年后，其名称便由广场改成了“通道”。
1964年社会转型，契机就是当年的东京奥运会。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新干线也好，高速公路也好，建设这些，都是为了向那些前来观看奥运会以及奥运会以后来日本观光旅游的欧美人展示日本这个发达国家的风采，而且是一个与欧美同等水平的发达国家。只不过，东京奥运会本身，即是日本仿效欧美一路追求而来的近代化之最后阶段，也是20世纪60年代日本开始脱离“近代日本”这一历史阶段，步入经济高速增长期的象征。
社会的转型，促使景象发生变迁。不过，恐怕有人会提出这样的反对意见:要说社会转型，1945年岂不是要比1964年的变动大得多吗？
1945年发生的那一切，与其说是社会转型，倒不如说是政治体制的变化更为贴切。天皇制的形态由绝对制度修正为象征制度；在8月15日，法西斯体制向民主主义体制过渡。
或许还会有人质疑:若是说起景象之变迁，关东大地震发生的1920年代的变动难道不比1960年代更巨大吗？1920年代被认为是现代史的原点，汽车、体育运动、西方舞蹈、性等20世纪的新风俗、新文化在当时已经全部出现了。但是，1920年代的这些变化，只能算是以关东大地震为契机进行的“近代日本”的重建。据说，因为东京的高层建筑几乎都在大地震中垮塌，从森鸥外宅邸所在之处——根岸的观潮楼上，时隔几十年，人们又一次看到了东京湾的海潮。这里说的就是地震后的重建。
井伏鳟二在其所著《荻窪风土记》的开头部分有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记述，那段文字的大意是:大地震前，在荻窪能够隐约听到从品川岸边石壁旁驶出的轮船的汽笛声，地震后不知为何听不到了。至于原因，恐怕有很多，像是建筑物的西洋化以及高层化，汽车的增加，空气污染等等。
公害最严重的国家
明治以后，日本经历了多次路线修正，效仿英、法实行文明开化，效仿普鲁士实现富国强兵，效仿德意志、意大利走上法西斯主义，最后效仿美国实现了民主主义。
明治以后到1960年代之间的日本，总是处于森鸥外所说的“建造中”的状态。“建造”是为了什么？当然是为了日本能够追赶上欧美，实现近代化。
所谓“建造中”，是指日本处于近代化过程之中。明治以后的日本，其仿效的对象、欲实现的近代理想的类型虽然一直在变，时而英、法，时而普鲁士，时而德意志、意大利，时而美国，但是自始至终没有放弃近代化的道路。
若要简略阐述日本一贯奉行的近代化之路，可以说对外表现为从亚洲向欧美的过渡，对内表现为从农村向城市的过渡。具体地说，日本的近代化，由于采取了仿效并追赶近代化的先驱者欧美国家这一方式，因而拥有了资本主义化、中央集权化、城市化、工业化、合理主义化、欧美化等多个方面。
但是，196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让这种近代化走进了死胡同。经济高速增长是近代的最后阶段，此时的日本已经与欧美齐头并进了，对日本而言，欧美诸国已经失去了作为理想型的意义。
能够诠释这一变化的最好例子就是公害问题。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仅用七八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欧美二三百年走过的历程，建立了欧美类型的资本主义和工业。正因为如此，其公害带来的恶劣影响也呈加速度凸显出来。1960年代后半期出现的水俣病、“疼痛病”、琵琶湖污染、骏河湾污泥——其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说明日本是公害最严重的国家。
从1968年到1969年，我在船桥工厂总务科工作，工作之一就是研究公害对策。具体来说就是在合乎法律、经营方针的前提下，在技术允许的范围内处理制造过程中排出的有毒物质。有一次，我曾询问有技术合作关系的美国企业，他们是怎样进行公害处理的。得到的答复是:我们公司设在沙漠边上，对排烟和排水未作任何处理。
听了这个回答，我心想，国土辽阔的国家真好。但同时又不得不承认在公害治理方面，日本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这就意味着在解决公害问题方面把欧美当作模范来学习的做法是行不通的，日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这个问题。
正在近代化道路上大步前进的亚洲各国，在不久的将来肯定也会像1960年代的日本那样开始被公害问题所困扰。在中国上海的工业地带，长江翻滚着黑浪，工厂的烟囱喷吐着黑色浓烟。在朝鲜，合成肥料和化学农药被大量投放，农业近代化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移植的文明如头皮脱落
诗中人物从农村来到城市，像18世纪欧洲曾有过的那样被“城市给人以自由”的神话所诱惑。
历史范畴上的“近代日本”，广义上来讲，是指明治以后的日本处于一个在外从亚洲到欧美，在内从农村到城市的过渡过程。这意味着在“近代日本”中形成的精神之构图，是在亚洲与欧美、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地方与中央等一系列对立构图之上建立起来的。
亚洲与欧美这一对立的构图，产生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即从“落后的”亚洲到“先进的”欧美留洋，并从欧美国家移植“文明”。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产生了“归国者”这一特殊精神类型，还发生了被移植的“文明”难以生根而脱落的现象。鹤见俊辅在《战时日本精神史》中用“如头皮脱落一般”来形容这种现象。
移植过来的欧美“文明”一旦剥离，就会随即发生“回归日本”的精神现象。借用“近代日本”这一特殊历史范畴内的语言来称呼这种回归现象，就是“背叛”。所谓“背叛”，是指思想的背离与回归。这里的思想不是指那种可以被权力的强制力量改变的一般现象，而是指移植过来的欧美文明——知识分子的思想，即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等。这种思想脱落下来，社会开始回归于移植发生以前的精神气质（生活情感）——“背叛”就是这样一种病理性精神现象。
在农村出生、长大的民众，成为城市的工业劳动力。他们在城市工作，但心底仍然深藏着“思乡”的情绪——农村和城市的对立构图产生了这样一种精神状态。
这种“近代日本”大众的精神形态在石川啄木的俳句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冷雨降都城，遥想故乡雨。淡紫花朵摇曳，轻打马铃薯。”
这首诗描绘了这样一幅情景:主人公来到首都，看到都城飘落的冷雨，不禁想起了故乡的雨。在那里，雨点敲打着马铃薯的紫色花朵。诗中的人物设定为从农村来到城市，或许是因为在城市工作，或许是因为在城市求学，或是像18世纪欧洲曾有过的那样被“城市给人以自由”的神话所诱惑。总之，从农村来到城市这一场景设定是该诗成立的前提，吟咏了这样一种心情:主人公虽然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城市，但无时无刻不在悲伤地思念被自己抛弃的故乡。
想来这并不是啄木一人的心情。诗中描写的是近代日本从农村来到城市，从地方来到中央的大多数人的共同经历，反映了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心情。啄木在日俄战争前后来到东京，成为近代的“故乡丧失者”。他将这种大众的经历和心情以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
多吃面包，多喝牛奶
正是在一个个神话之上，我们一直支持着近代化事业，向城市型社会的过渡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
《故乡》是一首不折不扣的近代故乡丧失者的思乡诗，“曾在那山追野兔，曾在那河捉鲫鱼，魂牵梦萦今犹记，遥遥故乡永难忘。”
诗创作于一战爆发的1914年，70年后的一次调查中，这首歌被选为最受日本人欢迎的学堂乐歌。这也就意味着催生这首歌的大众心理和土壤在这70年间基本没有变化。日本近代化的速度虽然很剧烈，但那最终也只是体现在从农村到城市这样一个过渡的构图之上。
但是，这一过渡过程，自1964年以后进入了最后阶段，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画上了句号。在松下圭一的论文《城市型社会与防卫战争》中，当农业人口占到总人口的30%时，社会处于从农村型社会向城市型社会的过渡阶段；而当农业人口占到总人口的10%时，社会处于城市型社会的成熟阶段。日本的农业人口在一战后的1925年占总人口的52%，在二战后的1948年占到总人口的48%，1960年占 33%，1977年占14%。除去第二产业兼业的情况，1977年应该不到10%。
如此一来，日本在1960年以前是农业型社会，此后直至1970年代末处于农村型社会到城市型社会的过渡阶段，从1970年代末开始进入城市型社会的成熟阶段。城市小说、地区报纸、城市音乐等为代表的城市文化开始流行。
由农村型社会向城市型社会的过渡，在战后的教育中，被渲染成一个神话，资源匮乏的日本为了跻身发达国家行列，不得不大力发展加工业和贸易。日本的柏油路比率只有10%，欧美则是30%，如果不超过欧美，就不能算是发达、有文化的国家；一直吃大米的话，血液都集中到胃部，头脑的反应就会变得迟缓。必须吃面包，多喝牛奶，才能提高智力水平，赶上欧美。
正是在一个个神话之上，我们一直支持着近代化事业，向城市型社会的过渡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这就造成了现在再也找不到《故乡》中歌唱的“曾在那山追野兔，曾在那河捉鲫鱼”的“故乡”了。或者可以说，人们在心中低声吟唱思乡诗至今，是出于对破坏故乡的一种补偿。
自然风景中“故乡”的丧失，必然与精神世界中神灵、根以及故乡的丧失相关联。这种丧失正在把曾经构筑起我们精神世界的种种语言变成死语:给人以温柔与裹步不前印象的“母亲”，让人涌起无限眷恋与忧愁的“村庄”，还有从土地中孕育出一切的“泥土”——这些词语蕴含的丰富情感被夺走了，土地成为商品，人们开始用“农业用地”、“住宅用地”这样的词汇来称呼它。
民间工艺品属于土著还是现代
政治上的“中庸之道”是保守还是革新？提出这些问题本身正在变得没有意义。
亚洲与欧美、农村与城市、地方与中央、农业与工业……这些社会性对立构图建立在“近代日本”这一特殊历史范畴之内，与思想、政治、文化诸领域中的土著风俗与近代、保守与革新、右翼与左翼、大众文学与纯文学、演歌（歌谣）与流行音乐等各式各样的对立构图相互照应。
近代日本人正是在这一系列的对立构图之上，形成了自己的精神。因此，思想、政治、文化诸领域的论战，基本上都涉及到对立构图的选择问题。
然而，最近十几年来，像样的论战越来越少了。当然，像是围绕公害和自然破坏的论战，围绕核电的能源论战，围绕遗传工程学的科学技术论战，关于国家论的论战，不可谓之没有。但是，与以往那些关涉到我们精神形成的对立构图相比，这些论战似乎是在另一个层面上进行的。
原因何在呢？我在编纂以“昭和”为中心的《现代论战事典》的过程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思考，并得出了下列结论。
在昭和时代，近代化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即便如此，国家仍然在拼命完成向近代的过渡。这样一来，“昭和论战全史”就从多角度论证了“近代日本”的历史意义，如日本资本主义论战、私小说论战、“超越近代”论战、主体性论战、“政治与文学”论战、国民文学论战、“安保”论战、近代化论战、柳田民俗学论战等等。所有这些论战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论证了“近代日本”的历史意义。然而经过1960年代至1970年代后半期的经济高速增长，我国与西欧各国齐头并进以后发生的论战，很难再冠以“昭和”这一天皇制度的年号，因为公害和自然破坏的论战、核电的能源论战……更适合于在世界的同步性层面上加以把握。
以往那些长久以来与我们的精神形成密切相关的对立构图正在逐渐消失。现实中，那些对立构图被消融的现象正在我们身边不断上演。
摆在店头的所谓“民间工艺品”是土著风俗还是近代？政治上的“中庸之道”是保守还是革新？被称为“新音乐”的音乐现象，是演歌（歌谣）还是流行音乐？提出这些问题本身正在变得没有意义。
这些在1960年代以后出现的新现象，是以消融以往对立构图的形式发生的。正因如此，才不得不冠以“新”这个字眼，如新右翼、新左翼，新通俗文化、新音乐等等。这里的“新”，是指尚无法在历史上给出定义的、作为一个现象的崭新程度。
在日亚洲人火并事件
我们震惊，是因为两个民族间的斗争，却发生在这两个民族以外的国家。
1978年9月，东京歌舞伎町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在日亚洲人火并事件，柬埔寨人被杀，台湾人被砍掉了手。
我感到震惊不是因为这是一起亚洲人互相争斗、伤害的事件。亚洲人之间的相互残杀，早在日中战争、大东亚战争时我就已经体验过了，最近又有印巴纷争、两伊战争。
那么，是因为这件事的残忍性而吃惊吗？在日本，像钢琴杀人事件、洋伞杀人事件、金属棒杀人事件甚至暴力团的斗殴，早已成为家常便饭，这种程度已经不算是很残忍了。
我们震惊，是因为两个民族间的斗争，发生在这两个民族以外的国家，而且发生地点不是神户、横滨等外国人较多的城市，而是新宿这个年轻人的聚集地。作为当事人的柬埔寨人和台湾人都在新宿的繁华街工作。
事件发生5年后，我们已经能够知道北陆温泉场地的年轻人中有几成是亚洲来的打工者，以及茨城县的小酒馆、酒吧中有很多菲律宾女性。柳町光男导演的电影《再见吧！可爱的大地》（1982年）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现实。在主演秋吉由美子工作的茨城县鹿岛的小酒馆，就有菲律宾女性被强迫卖淫。
想来这是1960年安保时的事情了。我和妹妹去邻镇看《西区故事》的首映式。这部电影套用了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悲剧模式，只是把地点转移到国际大都市纽约，把故事发生的背景从两个家族的恩怨情仇置换为两种移民势力之间的对立。当时，我只有十四五岁，心里只是想着，原来有许多民族的国际都市还会发生那种事啊。然而，和电影类似的事却在1970年代的新宿发生了。
我于1964年来到东京。在我进京之前居住过的城镇里，设立了驻军司令部，星条旗飘扬在镇子中央。镇上有朝鲜人，离我家不远的地方，还住着日本兵从外地娶回来的菲律宾女子。要说美国人，在离家50米远处就是将校宿舍，那里有成群结队的美国人。建在城镇里的驻军司令部和飞机场最终返还给日本是在1964年。
也就是说，在1964年前后，除了冲绳，日本基本上结束了被占领状态。经济也从战后复兴期过渡到高速增长期。日本曾一度欲用军事、政治手段构建的大东亚共荣圈体制以失败告终；而经过高速增长期，日本却运用和平和经济手段成功地建立起这种体制。1967年发行的《日本-亚洲相关文献目录》（国立国会图书馆越南留学生支援会会报·特别号）中，有这样的记载:“1965年前后，日本资本开始大规模进军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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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日本东京社会转型
不过，文献数量的增多，并没有使日本和亚洲的关系变得顺利。
1974年，田中角荣首相出访东南亚五国，在印度尼西亚遭遇反日游行。我们不能把这件事的责任单纯归咎于田中首相和自民党政府。8年后，也就是在1982年，有亚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写论文批判日本对亚洲的经济侵略，看到这篇论文的社会党议员斥责道，区区一个通产省外围团体的职员竟然批判起国家的政策来，这成何体统！
冈仓天心曾说过，亚洲沐浴在西欧的“荣光”下，却吞咽着天下头等的“屈辱”。然而在今天，日本已经与西欧的“荣光”浑然一体。当然，这种“脱亚入欧”的姿态，自明治以来就已是日本的国策。可以说，所谓靠和平、经济手段建立起来的大东亚共荣圈，就是占有亚洲各国的廉价劳动力、原料和食品，同时拼命向亚洲输出资本、技术和机械。因此，才会产生下面这样的菲律宾人的言论:“我们从来没有把日本人当作朋友。日本只是贸易伙伴。日本没有做过一件能够证明他们友情的事。”（1978年6月5日《朝日新闻》）
这类言论与田中首相访亚之行中的印尼反日游行是一致的。所有这些，都起因于日本单纯把亚洲看作经济附属国的想法和态度——这与过去的“盟主”一词相通——从而招致了亚洲各国的反抗。
这样一来，竹内好在1963年写下《亚洲主义的展望》（《亚洲主义》解说）一文，是为了从历史角度重新审视“亚洲主义”的含义，它一方面含有侵略主义、扩张主义的意义，另一方面意味着走到近代化尽头的日本已经脱离了亚洲。
日本不再属于亚洲，亚洲只不过是日本的贸易对象——这种想法正在使日本人失去某些重要的东西。
电饭煲里的栗子饭
看到电冰箱里放着一盒腌萝卜，了解过去的人肯定会感到一丝不协调，可1964年之后出生长大的青少年，却感觉不到丝毫不对劲儿的地方。
1960年代的高速增长，给日本人的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汽车、电话、抽水马桶、电视、电饭锅、吸尘器、立体声音响陆续进入普通家庭。这些物件，是如此理所当然地闯入了人们的生活，似乎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前就摆放在那里。
在1982年度全国学生俳句协会举办的全国俳句大会上，有一首俳句获得了大奖:“电饭煲中，栗子饭呼呼作响。”
这句诗非但没有将电饭锅和栗子饭处理成给人不协调感觉的对立物，反而出色地让二者和平共处在同一场景下。这恐怕是从电饭锅和栗子饭本来就和睦相处这样一种生活感觉中自然而然产生出的诗句。
萩原太郎的诗《小出新道》，据说是对啄木的“今入故乡”有感而作:“在这里，新的道路已经开通/它直接通向城市/……/我们必须，必须转换思维/因为/在我们不得不走的背叛的道路上/树木已被砍伐殆尽。”
诗中表达了为日本的近代化而奋斗却因此丧失了故乡的人们的感伤与自我批判。然而，对于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看惯了宽广的道路、崭新的桥梁，还有被修整得整整齐齐的树木的人来说，这些近代化的景象丝毫不会引起丧失故乡的感伤。在他们的印象中，故乡就应该是高速公路四通八达，柏油路两边排列着白色的护栏，故乡与白色护栏不会有任何不协调的感觉。
当然，虽然社会景象改变了，但是或许离心中风景的改变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对于包括我在内的来自地方的人们来说，心中依然残留着失去了故乡的感伤和由此产生的乡愁的碎痕。“故乡=去农”这一命题，作为日本人的精神主题，仍然保持着有效性。
“君已离农去，烈火焚君屋。又是一年春来到，窗边花枝笑。”
时田则雄的这首短歌，收于他1982年的歌集《北方论》中。这首诗的主题，与啄木吟咏的故乡丧失者的感伤一脉相承。就像诗中“离农”一词象征的那样，近代已经成为我们日本人生活的前提。
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的对立构图顷刻被化解，银座大街、超市进驻到地方的各个角落，“地方”这个词语正在丧失其实际含义。
隐忍顺从过时了
毕业主题曲《仰望师恩》表达的是“奋斗”型精神和成功的关系，其中最典型的一段是“立身”、“扬名”。
社会性对立构图被溶解，即意味着其对立项不再产生文化冲击。当然，例如中央和地方这一对立项，作为语言仍然存在。不过，今天乘坐新干线到达东京站的年轻人，已经不会遇到昔日经过上野站来到都市的人们体验过的那种激烈的文化冲击。
城市里的风俗、生活、文化样式已经渗透到了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当然，农村没有电影院，也没有迪斯科舞厅，没有24小时营业的咖啡馆，也不会开音乐会。但是，每家每户都有电视机、电冰箱和汽车。电视里宣传的大型盒式录音机、新型摩托车、汽车等等，说不定地方的年轻人拥有的比率更高。
所谓地方城市，是指其中心地带在城市，周边地域是农村的城市。地方城市将城市与农村的对立化解在自身内部。由于中心地带是东京的迷你版，把来自地方城市的人叫作乡下人，至多也就是用在吵架时激怒对方罢了。城市与农村的文化性偏差，已经大大地缩小了。
文化性偏差会给偏差体验者的精神带来文化冲击，这种冲击会产生超越文化性偏差的目标性和动力。所谓目标性，是指在“近代日本”中，对内从农村到城市，对外从亚洲到西欧。所谓动力，是指不懈追求并实现目标的“奋斗”的精神。
支撑着“近代日本”的精神，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大众，也不管是何种程度，都很好地体现在“奋斗”、“勤勉”、“节约”、“禁欲”、“正直”这类一般道德的词汇中。这些一般道德，保证了“近代日本”所认同的成功，即出人头地之路。毕业主题曲《仰望师恩》表达的是“奋斗”型精神和成功的关系，其中最典型的一段是“立身”、“扬名”。
这些一般道德的词汇，还能让我们想起放在校园里的二宫金次郎塑像。
二宫金次郎的奋斗型精神是近代的功利主义精神，这种“奋斗”会带来个人的出人头地，同时也会使社会富裕起来。封建社会的一般道德，概括地说，不是“奋斗”，而是“隐忍顺从”。但二宫金次郎从没有“隐忍顺从”，这样看来，在二战前的校园里建造二宫金次郎像不是因为战前是封建社会，而是因为勉强也算是个称颂功利主义的“奋斗”型精神的资本主义社会。
然而，196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实现了“近代”，这导致对立构图被溶解。因此，旨在超越对立项文化性偏差的“奋斗”，也开始变得不再必要。
1964年10月1日，第一列新干线“光号”通过富士山，此时的日本也正在以“超级特快”速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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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日本东京社会转型
既然支撑着“近代日本”的精神是奋斗型的，那么其文化就必然要不断锤炼这种精神。换言之，是启蒙型、教育型、锤炼型的文化。
一般来讲，人们会做一个分类。即，知识分子型的文化是“岩波文化”，大众型的文化是“讲谈社文化”。这样分类由来已久。明治末期，岩波书店和讲谈社创立，前者将读者定位在大学教授、学生、官僚和文化人，后者则将读者定位在士兵、公司职员、商人和老板娘。两家书店的镇店之宝更是各有千秋，特色鲜明。前者有夏目漱石全集，后者则有吉川英治全集。
不过，“岩波文化”和“讲谈社文化”虽然大有不同，但是在不断锤炼“近代日本”的精神支柱——奋斗型精神方面却是殊途同归。尽管精神锤炼的对象有知识分子和大众之别，但却都是启蒙型文化。
村上一郎在《岩波茂雄》（1962年前后执笔）中对此事有如下论述:“‘锤炼’、‘教育’是‘岩波文化’成立的基础，而‘锤炼’、‘教育’的小伙计版、女佣版、老板娘版、士兵版就是‘讲谈社文化’。”
这种启蒙型文化，自明治以来，使得日本完成了由农村向城市、由亚洲向西欧的过渡，对于建成现代的“经济大国”发挥了巨大作用（虽然中途出现了富国强兵化、法西斯化等错误尝试）。
然而，所谓启蒙型文化，须得先有理想型，然后才会产生向理想型靠拢的精神动向。但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我国开始与西欧站在同一水平线上，城市型社会进入了成熟阶段。此时，西欧也好城市也好，都不再是理想型，而成为我们的现实生活。因此，对于年轻人来讲，曾经支撑起“近代日本”的奋斗型精神和不断锤炼这种精神的启蒙型文化已不再具有像过去那样的吸引力。
我们这一代人，1964年升入大学，人们曾用“右手《朝日期刊》，左手《少年杂志》”这样的口号称呼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意味着“漫画一代”的出场。然而，从本质上看得更加透彻一点，是宣告奋斗型精神和启蒙型文化衰退的一代人的出场。满足型精神和趣味型文化开始出现，并逐渐取代了奋斗型精神和启蒙型文化。“一味地”、“拼命”的时代已经过去，“马马虎虎”、“凑合”的时代到来了。
百无聊赖的水晶生活
马克斯·韦伯曾说过，一旦资本主义进入极盛期，趣味和爱好便会流行。
经济高速增长是近代的最后阶段，它将我们带入了物质“过剩”状态，这是一种衣食无忧的状态。此时，除了居住问题，已没有奋斗的必要。而“满足”于这种状态，开始成为支撑社会的基本精神。田中康夫的小说《百无聊赖的水晶生活》（1981年）用十分自然的笔触描写了这种满足型精神。
淳一和我过着毫无烦恼的生活。百无聊赖地买一些顺遂心意的东西，百无聊赖地穿一些顺遂心意的衣服，百无聊赖地吃一些顺遂心意的食物，百无聊赖地听一些顺遂心意的音乐，百无聊赖地去一些顺遂心意的地方，散步，游玩。似乎只要两个人在一起，便会百无聊赖地过起顺遂心意的水晶般的生活。
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们，“满足”于他们“百无聊赖”的生活，与拼命追求快乐生活的享乐主义迥然不同。于是，在这种满足型精神支撑的社会里，现代日本人开始把找出符合自己口味、趣味的物质看作是一种文化。
所有人都执著于自己的“兴趣、嗜好”。在这里，兴趣和爱好盛行的现象成为必然。处于资本主义极盛期的城市型人类，具有弗洛姆所说的“市场性格”和格林所说的“中产阶级男孩式的”性格。
1988：汉城启示录
汉城的成功让北京知道，奥运能增强民众的士气，也在考验一个国家的实力。
第一次坐在家里看到了气势恢宏的奥运开幕式，热闹昂扬的民众和大场面，民族舞蹈和象征世界交流的主题曲《手拉手》，这就是汉城奥运会留给中国的印象。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时候，中国绝大部分家庭还没有电视机，对奥运会所知也不多。4年以后，大部分中国人都已经能在自己或者邻居家搭伙看电视，洛杉矶奥运会所取得的优异成绩也让国人对汉城奥运会有了更多的期待。汉城奥运会后，中国人就有了争办奥运的念头和民众基础。想要像韩国一样举办一届奥运会，取得世界认同的念头油然而生。
日本退出带给韩国机会
奥运会的申办向来是一场激烈的竞争。1981年，有意举办奥运会的国家共有三个:韩国、日本和巴西。最后，韩国兵不血刃地以唯一申请者的身份顺利获得举办权。
日本在60年代举办东京奥运会时，那可真称得上是举国支持，勒紧裤带办奥运会，甚至为了奥运会的举办而从农村迁来10万劳动力。而到了1980年，当名古屋市提出申办奥运会，而萨马兰奇也看好名古屋时，日本全国民众却纷纷反对，理由包括奥运扰民亏本，以及担心大量建筑会破坏名古屋的古典布局等。最后，名古屋放弃了申办。而巴西，本来经济不景气，国民申办热情不高。韩国人通过国际奥委会联合会主席、墨西哥人巴斯克斯·拉尼亚公关，巴西人果然就放弃了申办奥运会。
而从现实的眼光来看，身为第二大经济强国的日本，是否有必要再举办一届奥运会，确实看不到什么“划时代”的意义。如果1988年是名古屋举办奥运会，肯定不会是像汉城那样充满了狂热气氛的一届奥运会，而有可能像悉尼奥运会一样，充满了诗意的气氛。
转回头看韩国，由于名古屋的退出，汉城没有再面临任何的有力竞争，从而顺利获得举办权。在这一届奥运会上，韩国做到了多赢。西方世界因此而获得与共产主义阵营共同讨论和对话的话题，国际奥委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世界大团圆奥运会，韩国获得了展示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大好良机。作为在世界政治上一直缺乏发言机会，在经济上又被日本抢了风头，在文化上也没有找到输出途径的韩国而言，举办奥运会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契机，而韩国人抓住了这个机会。
汉城奥运会就是一场成功的世界公关，韩国政府和民众配合完成了这场演出。汉城强化了奥运会主题:世界和平与交流。1988年，正值冷战之墙倒塌的边缘。但是，韩国把和平与交流当作翘动地球的支点，将除了三四个非洲国家以外的所有国际奥委会成员国都拉到一起。
在组织的许多环节，韩国人动用了世界级公关的力量，比如，让古巴领导人说服朝鲜参加奥运会。在主题曲创作时，邀请了世界级的流行音乐大师汤姆·怀特洛克和吉奥·莫罗德尔。如果要从歌声中寻找民族性的话，这首歌曲不带有韩国元素，音乐中的阿里郎效果是后加进去的，但是，这首歌却进入了世界30多个国家的流行音乐榜。这一首歌给韩国人带来的世界认同度，可能超过了其10年的公关总合。
在举办奥运会期间，韩国所遭遇的困难，远远超过了此前的若干届奥运会。首先，支持举办奥运会的朴正熙总统遇刺，新总统全斗焕未能掌控国家局势。从1981年到1987年，韩国出现了持续的政治动荡，许多欧洲国家认为韩国不再具备举办奥运会资格，联邦德国甚至提出接替韩国承办奥运会。尽管对韩国的猜疑一直没有停歇，韩国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奥运场馆建设，正是这种负责态度打动了国际奥委会，从而坚持了其一直支持韩国的决心。
韩国榜样激发中国信心
在汉城奥运会的刺激下，中国人想要举办一场奥运会的心情变得迫切。1990年的亚运会变成了一场预演，亚运会组委会邀请了所有能邀请到的国际奥委会官员来北京考察，亚运村的建设完全是按照中国当时所能想象的奥运村的建设来完成的。
如果没有那戏剧性的两票之差，中国完全有可能在2000年复制一届汉城奥运会，当然，其规模、参加人数、观众会更多。8年后，这一切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对于民生地位的捍卫，民众有了更高的认识，这是中国迈向现代社会的巨大进步。
如果北京在2000年申请到了奥运会，那么，北京奥运会很有可能是一届非常典型的划时代奥运会，如同汉城奥运会被看作韩国迈入现代经济发达国家的标志一样。世界会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开放国内垄断行业市场等行为划归奥运会的功劳，而国民也会把中国领导人获邀出席G8和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利好消息归功于奥运会。而在对奥运会的支持率上，中国民众将比今天更加乐意奉献，心里会认为，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和争取世界瞩目，这种付出是完全值得的。在2000年，中国比现在更需要世界的关注和理解，中国人比现在更没有底气和更不自信，中国比现在更需要奥运会的及时雨。
这20年中国人的心态发生了太多的变化。民众的这种心态变化，完全是一个随着社会进步而自然发生的过程。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唱衰奥运，也有太过早出门的嫌疑。
奥运会举办了100多年，经久不衰自有其道理，而历史已经证明了它的存在对于这个世界的意义。那些举办过奥运会的城市早已证明，这场盛会所能带来的关注，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这种关注，让那些举办过的城市:比如东京、慕尼黑、蒙特利尔、汉城，向世界证明了其成为世界一流城市的资质。当然，对于巴黎和伦敦这样的老牌城市，这种证明早已不需要了，然而，巴黎和伦敦是世界上竞争奥运会最积极的城市。作为整个世界的中心，美国是竞争和举办奥运会最多的国家，除了夏季奥运会，美国还醉心于申办冬奥会和其他大型赛事。这些国家和地区，它们申办奥运会还是为了获得世界的关注，为了获得更多的外资以及捞取政治资本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所有举办奥运会所能获得的这些好处，全世界都需要。这是一场世界性的竞争，只有不想参与竞争的城市才会对奥运会无动于衷，你可以用注意力经济、话语权、文化输出、国家软实力等等词汇去考证这场竞争。不同的国家和城市举办奥运会，有着不同的理解。像1964年的东京、1988年的汉城，以及2000年的北京，以及大量的来自世界非中心区域的城市，满怀着阿土仔进城的雄心壮志，想要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这一类的申办城市，大可称为“进城农民”；而另一类的申办城市，比如蒙特利尔、大阪，可以称为世界城市中的“白领族”，为了将地位提升到“金领”，它们唯有给自己增加压力，创造表现机会；而第三种城市，比如洛杉矶、伦敦，它们已经是这个星球的中心城市，而只有它们，才真正知道手握着话筒的重要性，并在这个游戏规则中越来越用心。
对于国际奥委会来说，给那些有资质的城市一个机会，是一场有挑战性的冒险，但是，一旦克服了这个困难，奥运会将收获更多。
转回来看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所承受的转型阵痛，它要承受20年来奥运会越来越奢华宏大的经济压力，又在现实的民众心态变化中努力调整和适应。不可否认，中国对于举办奥运会，无论操作还是认识，还在初级阶段。与奥运结缘，北京只是开始，而不是结束。
亚洲的奥运 西方的胜利
“无论是东京奥运会，还是汉城奥运会，都只能表明亚洲在向西方靠拢。也正是有了这样的比较，西方评论家才会把即将举行的北京奥运会，称作是‘最有亚洲本土特色的奥运会’，是一届‘真正的亚洲人的运动会’。”
影片开始的时候，一轮磅礴的红日从海面上冉冉升起，在10多秒钟之后，画面才切换成一个在空中晃悠的铁锤。镜头随后缓缓远拉，一幢幢破旧的楼房在铁锤的撞击下轰然倒塌……“东京奥运会”几个大字跃然而出。
对于日本，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是一次扬眉吐气的盛会，这部长达170多分钟的纪录片就自始至终洋溢着一种轻松欢快的愉悦感。
各国代表团走下飞机与奥运火炬在乡间山谷中传递的画面交替出现；解说员用兴奋的口气说出“从来没有过那么多的外国人来到日本”；外国运动员品尝地道的西餐、日本观众狂饮可口可乐的特写镜头……所有这些，都明确无误地表现出一种向世界展示日本的迫切心情。
据说现在五六十岁的日本人，回忆起当年的奥运会，仍然会感到很自豪。日本著名评论家松本健一说过，1964年日本的社会转型，契机就是当年的东京奥运会，那是“日本仿效欧美一路追求而来的近代化之最后阶段”。
除了我们在纪录片中看到的那些喜气洋洋的观众之外，据说还有新建的高楼大厦、新干线和第一条高速公路，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向西方展示:日本不再是过去的日本，而是一个可以与欧美平起平坐的发达国家了。与其说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成功预示着日本重返国际舞台，不如说它意味着日本跨进了西方的阵营。
40多年过去了，我们回望东京，就会发现，日本人过于乐观了。向西方靠拢其实不过只是日本崛起的一个开始，一个前奏曲，远非“最后阶段”。纪录片《东京奥运会》开头的那个铁锤表达了一种击碎过去的渴望，但对于未来，它却未能给予一个满意的回答。
从日本的传统、文化与历史看，向西方靠拢或许是当时一种无奈的选择，但40年后的现实是，它却未必能引领日本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大国。
荷兰学者布鲁玛在2003年出版的《发明日本1853－1964》一书中说，日本人善于借鉴他国的思想观念来创造自身的习惯，但这往往却使他们会为国家向何处去而备感踌躇。特别是自二战以来，日本始终未能找到在世界上的位置，而是婴儿般地依赖于美国。选择“1964奥运年”来结束这本介绍日本的小册子，布鲁玛想要说的话就是，今天的日本仍然没有走出自己的历史。布鲁玛的话也是对从1960年代开始的、以日本为代表的亚洲崛起的一个最好的注解。从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到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一种急欲从自己的过去解脱而出的渴望，始终在折磨着那些向西方靠拢的亚洲国家。
西方式的现代化所带来的最初的喜悦很快就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困惑、压抑与痛苦，他们有时不得不在西方化与非西方化之间作出选择，而冷战又总是让他们没有更多的选择。
如今，在全球化的激烈撞击下，许多亚洲国家都又一次出现了民族意识的觉醒。人们逐渐地意识到，可以依靠西方于一时，无法依靠西方于长久，亚洲的未来只能依靠亚洲自己，向西方靠拢更不会让自己在政治上站立而起。只有不同与西方，独立于西方，才可能真正解脱自己，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亚洲崛起。这就是新加坡学者马凯硕所说的，千年亚洲面临的挑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奥运会的大幕徐徐拉开。难怪一些西方评论家会说，无论是东京奥运会，还是汉城奥运会，都只能表明亚洲在向西方靠拢。也正是有了这样的比较，他们才会把即将举行的北京奥运会，称作是“最有亚洲本土特色的奥运会”，是一届“真正的亚洲人的运动会”。
按照这个思路，我们来看北京奥运会之前出现的中西冲突和碰撞，或许就会更容易理解其中的深刻含义。当然，这也可以用来解答这样一个问题:一些原本希望中国会发生变化的西方人士，面对崛起的中国，为何会如此焦虑、如此担忧呢？
一场奥运，让日本和韩国收获了经济的发展、民族的自信和世界的认可，这一切对于中国而言，同样可贵，然而，在西方国家掌握话语权的世界秩序之中，一个亚洲国家的崛起，往往会受到种种无法预知的阻碍，日韩靠拢西方的路子殊途同归，却无一例外地止步在某一个点，这种现象已经引发了当事人的内省，作为后来者和旁观者，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冷静地思考一下前途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