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时都曾学过鲁迅先生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那时起，便对“Fair play”一词没有什么好感：对敌人讲公平，就是对战友的犯罪。然而，从小到大，睁圆了眼睛，却发现敌人并不是随处可见，打狗棒舞得呼呼生风，却是没有地方可以落下去——在今天的北京，一条宠物狗的价格实在不是工薪阶层可以惹得起的，莫说还有动物保护协会的监管、主人的悉心照料、居委会大妈的当头棒喝：和谐社会，你怎么像个孩子，和条狗过不去？
所以，要重新审视“Fair play”。如果正本清源，作为“公平游戏”的“费厄泼赖”实在是消除纠纷、减少冲突的良方，而麻烦在于，如何确定“Fair play”的游戏规则，或者说怎样实现公平。
这本《Fair play》（中译名为《为什么不向美丽征税——经济学中的公平原则》），是一本经济学教授教9岁女儿的随感录——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要想保护自己，学会争取“公平”也是至关重要。在教女的过程中，兰兹伯格教授也在女儿的启发下，开始重新思考一些基本的问题，比如：为什么要听权威的？为什么征税不违法而抢劫违法？政党在一起密谋是为了制定法律，而企业在一起密谋就违反了法律？
应该说，作者秉持着一贯的自由主义与市场至上的观念，对政府的种种税收政策一再提出质疑。人人生而自由，但平等权利法案却无法做到人人生而平等。如同小孩子看见大人平分蛋糕后大叫“这不公平”一样（所有小孩子都想要大块的，最害怕的就是平分），大多数人如果看到富人和自己征收同样的税，也会抗议。似乎，劫富济贫是天经地义，不如此压迫富人，便是在压迫穷人。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我们同样要向美丽、聪明等一切优点征税——因为他们对大多数平庸和普通的人造成了压迫——美丽的人更容易获得好的工作机会，找到满意的伴侣（当然，这里指的是天生的美，如果是后天化妆的美，还需要考虑化妆品生产和销售企业的意见），而对他们征税的结果，很可能是这个世界的美丽和聪明等优点就会渐渐消失。
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说：所谓平等，就是不平等。如果资质好的人要承担太多的义务，那所有的人都会成为庸碌之辈。而政府在利用税收实现公平的时候，往往适得其反——政府的贪婪、腐败、效率低下，各国都屡见不鲜。经济学中的公平原则，与社会学意义上的公平有所不同，前者更多注重效率与发展，反对以公平正义之名所进行的专制式的平均主义，以及由此带来的发展的停滞；而后者，则是维持人的生存底线，使人在每个不同的阶段都享有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权益，但不是以此来偷懒取巧。
记得《分家在十月》的结尾，仍然回荡着“民主、公平、自由和正义，从来就没实现”的歌声——可见，那种乌托邦式的绝对公平，是在任何时候都无法实现的。
